最後，我想談談怎樣認識存在於江湖詩作中的“塵俗”。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塵俗”是江湖詩作中一個消極的側麵。說是“側麵”，是因為江湖詩人還有很多詩作憂國運之不振、哀民生之多艱，追求理想，砥礪品節，呈現出高格調的冰雪之姿。如劉克莊《築城行》、《軍中樂》，戴複古《庚子薦饑》、《夜宿田家》，薑夔《昔遊詩》，樂雷發《烏烏歌》等，這些詩或呼喊出抗擊外侮的要求，或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或記錄了下層知識分子的心態，都是難能可貴的。具有“塵俗”特色的詩篇隻是江湖詩作的一個側麵。說是“消極的”，是因為它容易流向悲觀厭世，流向萎靡不振，不能給人以積極向上的力量。以素稱“俊爽”的戴複古《都中抒懷呈滕仁伯秘監》為例。這首詩說：“儒衣曆多難，陋巷困簞瓢。無地可躬耕，無才仕王朝。一饑驅我來，騎驢吟灞橋。”聯係到其詩友鄒登龍對他的形容：“瘦似杜陵常戴笠，狂如賈島少騎驢”（《戴式之來訪惠石屏小集》），戴複古此詩應該是寫實。前四句真實地寫了自己衣食無著的貧困生活，而後兩句卻含蓄地告訴人家，灞橋吟詩是為了解決饑餓，這就是前人批評的“衰意思”了。東晉偉大詩人陶淵明生活有時也非常艱辛，他的《雜詩》其四雲：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禦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此詩寫出自己雖然親自參加耕作，但仍然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而受到饑寒的逼迫。感情質樸，發語至誠，絲毫沒有借助“騎驢吟詩”等“高雅”的形象來掩飾自己希圖一飽的欲求。隻要將二者對比，江湖詩人戴複古的這種“塵俗”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就不難區分了。
其次，我們要認識到，存在於江湖詩作中的“塵俗”是在封建時代知識分子被誘惑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卻又被殘酷地摒棄於“龍門”之外，讓無奈、無為來消蝕其壯懷，讓貧困、疾病來摧殘其身體等痛苦的內心世界的表現。江湖詩人有些詩歌的那種濃重的消極悲觀的色彩，那種麵臨絕望深淵而不可克服的精神危機，如前麵論及的羅與之《商歌》等描寫窮愁之作，正深刻地反映了那個現實世界的矛盾。封建社會對大量人才的慘重摧殘，在這裏得到了典型的悲劇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塵俗”是美在特定環境（或情感）下的表現，它不是對那種特定環境（或情感）的讚賞，而是對它的否定；它激起人的不滿足，促使人去探索高雅的、健康的美。
最後，我們要勇敢地承認江湖詩人“塵俗”詩作的藝術價值。真、善、美是統一的，但是，藝術的美又具有相對獨立性。一切所謂美的東西，都有形式上的自然美。而藝術家表現這個自然美的第二形式——藝術美，又各有不同。如同是寫景物，同是有意識地將紅色與綠色搭配，使之相映成趣。白居易《寄答周協律》雲：“最憶後庭杯酒散，紅屏風掩綠窗眠”；李商隱《日射》雲：“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韓偓《深院》雲：“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薔薇架碧芭蕉”；陸遊《水亭》雲：“一片風光誰畫得？紅蜻蜓點綠荷心。”給人以明麗的顏色美，感覺則還在雅文化的範疇。而樂雷發《秋日行村路》則雲：“兒童籬落帶斜陽，豆莢薑芽社肉香。一路稻花誰是主？紅蜻蛉伴綠螳螂。”在豆莢、薑芽、社肉、稻花等“俗物”營造的環境中，紅蜻蛉搭配上綠螳螂，給人以“塵俗”的感覺。誰都不會武斷地說白、李、韓、陸所詠是美，而樂雷發所詠不是美。江湖詩人的“塵俗”以其特有的感染力，使人耳目一新，逼人仔細品味俗文化的滋味，讓人在那底層的世界，得到另一種美的享受。毋庸諱言，這種“塵俗”是構成江湖詩人獨特藝術價值的要素之一。我們不應拘泥於它與作者社會地位的關聯，它與作者“幹謁乞食”的生活方式的關聯。應該說，西施、貴妃們的香汗與引車賣漿者流的濁汗都可以成為畫家筆下美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