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9年，北漠的蒙古貴族忽必烈繼承汗位後，經過周密準備，重兵全麵南侵。1276年，蒙古騎兵打進臨安，宋太後遣使奉璽以降，蒙軍進而在1279年滅掉崖山行朝，綿延三百年國祚的宋王朝結束，而代之以大一統的元帝國。
這當然是一場天崩地裂的巨變。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社會由宋入元，生活在赤縣神州的人們也由宋入元。於是，一些江湖詩人如薛嵎、陳允平、方回、周密等也就成為了遺民詩人。所謂“遺民”，依照歸莊在《曆代遺民錄序》的說法是：“凡懷道抱德不用於世者，皆謂之逸民；而遺民則惟在廢興之際，以為此前朝之所遺也。”（《歸元恭文續鈔》卷一）因此遺民特指懷戀故國而不願與新朝合作者。
宋末元初遺民詩人極多。按明人程敏政曾輯有《宋遺民錄》，以王炎午（鼎翁）、謝翱（皋羽）、唐鈺（玉潛）三人為主，並附有張毅父、方鳳、吳思齊、龔開、汪元量、梁棟、鄭思肖、林景熙等八人的事跡、著述以及後人追悼之作。其實宋代遺民詩人遠遠不止此數，後來朱明德又撰《廣宋遺民錄》，將宋遺民擴大到四百餘人之多。今人呂肖奐《宋詩體派論》則說遺民詩人有一百多人，可謂蔚為大觀。需要指出的是，江湖詩派是南宋中後期的主流詩派，承擔了反映南宋中後期政治、社會、生活的曆史責任。雖然曆來對江湖詩人的認定，主要看其是否入錄陳起所編諸種江湖詩集；但對江湖詩風的界定似不應如此簡單。所謂“流波推蕩，唱和相仍，終南宋之世，不出此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梅屋集提要》）我認為，唯其江湖詩派是當時的主流詩派，時人中崇尚、追隨、效仿者當不在少數，至少不會限定入錄江湖詩集的那些詩人。正是這些江湖詩人與其追隨、效仿者一起，造就了風靡一代的江湖詩風。那麼，根據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活動年表》（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9），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宋亡，是年柴望65歲，家鉉翁64歲，許月卿61歲，舒嶽祥58歲，方逢辰56歲，馬廷鸞、龔開55歲，王應麟54歲，謝枋得51歲，牟巘50歲，劉辰翁46歲，金履祥45歲，劉莊孫、劉汝鈞43歲，吳思齊、王英孫39歲，趙文38歲，方鳳、劉塤、連文鳳37歲，鄭思肖36歲，林景熙、梁棟、魏新之35歲，戴表元、劉應龜、孫潼發、陳普33歲，趙必豫32歲，仇遠、鄧牧、唐玨30歲，白珽、張炎29歲，謝翱、吳澄28歲，王炎午25歲，熊禾24歲，宋無17歲，黃景昌、汪炎昶16歲，以上諸人都已成年，詩風當在南宋末期已定型，雖然他們的姓名沒有列入江湖諸集，但應該說他們還是江湖詩派大旗下的文人。
既然如此，那麼值得追索的是，江湖詩風入元後是否晏然而止，或者說遭遇到什麼樣的命運呢？
雖然元朝統一中國使整個國家版圖空前擴大，使原來分散的各民族政權統一起來，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生產、物資、文化等交流得到進一步加強，從而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但是，用曆史唯物主義的眼光考察，蒙古貴族從掠奪的目的出發南侵，大量殘殺人民，毀滅城市，使整個社會生產力遭受了嚴重摧殘，這是一場旨在掠奪的擴張的非正義性的侵略戰爭。無疑，江湖詩人從劉過、劉克莊到由宋入元的薛嵎、陳允平、方回、周密等，那種強烈的愛國忠君情感，那種反暴禦侮、自勵自強的精神內核，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最優秀傳統。
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入元以後，江湖旗號即委地棄塵，江湖詩派即戛然而止。而這些，都不能用江湖詩人留存不多來作出合理的解釋。
我以為，導致江湖詩派終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點。
其一是文化意義上的“江湖”的消失。本書第二章已論及，“江湖”原本帶有道家自遠自放的文化意義，到範仲淹《嶽陽樓記》“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便形成了與專製朝廷的廟堂政治相對的江湖文化。換言之，江湖與廟堂是對立的，有廟堂才有江湖。
宋元交替，天崩地裂。不僅刀兵火焚，死亡枕藉，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在曆史上第一次對漢族政權的全麵代替。當時士人對此的心靈感應，當然也是異常慘痛的。他們在飽嚐戰禍流離之後，被蒙元統治階級作為一個整體階層加以拋棄，民族歧視的屈辱和社會地位的淪喪、功業幻夢的破滅、人格形象的扭曲，使他們痛定思痛，不能自已。如鄭思肖在宋亡後將自己的居室題額為“本穴世家”，因為將“本”下的“十”字移入“穴”字中間，便成“大宋世家”。他長期客居蘇州城南報國寺，坐臥不北向，歲時伏臘則南向哭拜。甚至聽到北語即掩耳，以示決絕。他多才多藝，平生善畫蘭，入元後畫蘭不畫土，人問其故，答曰：“地為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鄭思肖一生著作頗豐，在他晚年將自南宋滅亡後四十年間的所有作品（詩歌二百五十首、雜文四篇、自序五篇）整理為一部《心史》。迫於當時的政治環境，鄭思肖自知無法刊印，於是將自己心血的結晶裝入一個大鐵盒之中，刻上“大宋孤臣鄭思肖百拜封”後，藏於蘇州承天寺的眢井之中。1638年，鄭思肖的《心史》終於重見天日，此時已是大明帝國風雨飄搖之時了。還有謝翱，宋亡後“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下”。（宋濂《謝翱傳》）他的詩文仿效陶淵明，書甲子而不書年號，如他與方鳳等人所撰的《金華遊錄》，完成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而紀年則僅寫“己醜”。他還打算仿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為天下忠義之士立傳，隻記月，不記年，以表示天下無正統。試想沒有了土地，蘭花還能存活嗎？沒有了正統，天下還有歲月嗎？同樣的道理，沒有了廟堂，江湖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所謂“沒有了廟堂”，是指沒有這些遺民心目中認可的政權。誠如鄭思肖《德祐六年歲旦歌》雲：“痛憶我君我父母，眼中不識天下人。不變不變不不變，萬挫以死無二心。”又《題鄭子封書塾》雲：“此世隻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可知他們將元朝及元朝人物視為無物。在此我不想貶議他們的歧見和偏識，我隻是覺得，對於一個曆經磨難的民族，沒有南宋孤忠們這種文化傳承的薪火精神，我們或許早已不複今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