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詩人們生活環境的惡變。“一從鼙鼓起煙塵，十士相逢八九貧”。（方回《十月六日小酌……》）南宋的亡國對於知識分子來說當然是一場浩劫，由於蒙古族的俘獲物即為私有的傳統政策，以及元軍將士的輕儒意識，在戰爭進程中及江南基本平定後的十數年間，有大批知識分子被俘為奴。《續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載，景定二年（1261）四月，元軍一次便在奴隸中清點出儒士數千人；《元史·世祖本紀》載，世祖多次“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方夔《諸生多以船夫入監房》雲：“年來士子多差役，隸籍鹽場與錦坊。”汪元量《隆州》雲：“水程何日到瓜州，漫說儒家冠九流。已與官船充水手，更從廷尉望山頭。”按謝枋得《疊山集》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中借“滑稽之雄”之口說：“我大元製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也有“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送、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的記載，可見宋亡後儒士命運之一斑。林景熙《南山有孤樹》雲：
南山有孤樹，寒烏夜繞之。驚秋啼眇眇，風撓無寧枝。托身未得所，振羽將逝茲。高飛犯霜露，卑飛觸茅茨。乾坤豈不容？顧影空自疑。徘徊向殘月，欲墮已複支。
高卑不就，乾坤不容，托身無處，顧影自傷。反映出當時知識分子那種悲傷、孤獨、茫然的心態。除開上述的戰時為奴以外，文人們還有一些不測之災。如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江湖詩人陳允平即以圖謀恢複舊朝之嫌入獄。後雖釋放，但已若驚弓之鳥。於是當世變之際，詩人們大多選擇了隱居，以漁、樵自謀口實。還有些人或遁入空門，以古佛青燈為伴；或遊於方外，以青山白雲為友，以獨特的形式表示反抗的情緒。加之元朝多年不開科取士，士大夫進取無門。按自漢代舉行賢良方正科考試、隋唐建立科舉製度以來，凡天下士子無不競奔於這條“唯一正道”之上，以便光宗耀祖，實現他們夢寐中的人生價值。然而，轉眼狂風卷席，這場幻夢被蒙古鐵騎踩得粉碎，他們正常入仕的道路完全被擋住了，誠如江湖詩人薛嵎所雲：“聽殘寒夜雨，灰盡少年心。”（《寄宋希仁兄弟》）“青燈對黃丹，銷盡幾英雄？”（《歲暮書懷》）憂世憤時之情，時時現於詩中。劉辰翁《捉拍醜奴兒·有感》亦雲：“世事莫尋思，待說來，天也應悲。百年已是中年後，西州垂涕，東山攜手，幾個斜暉。也莫苦吟詩，苦吟詩，待有誰知？多少不是無才氣，文時不遇，武時不遇，更說今時。”按《文選·張衡·思玄賦·注》，西漢顏泗三朝不遇，慨然而歎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在這裏，劉辰翁已將自己命運的乖厄歸之於時代了。
像這樣從生活環境到個人處境都發生巨大的惡變，還怎麼保持幹謁的生活方式呢？江湖詩派本來就是具有這樣特殊的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詩人群體，所謂“笑爾隨群走幹謁”（周弼《戴式之垂訪村居》），什佰為伍、袖詩懷文奔走於臨安城的豪門貴宅；現在去除了特定的生活環境，去除了特定的生活方式，當然也就不會產生為這種環境和方式所需要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