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我感興趣的倒不是江湖的終結，而是入元後江湖對文壇的影響。江湖詩人還在，江湖諸集還在，能無視於江湖嗎？因為任何一個時代的文風、文學現象都不是越世高談，突如其來，必然有新變，亦有因襲。這也就是《文心雕龍》所謂“體有因革”，所謂“通變”。況且江湖領袖劉克莊早就垂教曰：“自《國風》、《騷》、《選》、《玉台》、胡部至於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體製也；曆千年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劉克莊《跋何謙詩》）“人之情性”當然也包含了江湖詩風。
竊以為，元代的詩社、詞社的繁榮明顯地受了江湖詩派群體活動的影響。
“當宋嘉定間，東南詩人集於臨安茶竂酒市，多所題詠。”（朱彝尊《信天巢遺稿序》）“錢塘湖山，此曹什佰為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江湖詩人的群體活動是非常突出的。如第四章所敘及的陳宅經籍鋪、梅屋、瓜廬就是這樣的集會場所，經常有一大群江湖詩人聚集在這裏談詩論文，陳起所編各種詩集中屢屢可見他們群體活動的蹤跡。如陳起《挽梅屋》：“桐陰吟社憶當年，別後攀梅結數椽”；張侃《客有誦唐詩者，又有誦江西詩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韻》：“投身入詩社，被褐生光榮。黨同伐異說，初非出本情。”又如前引王綽《薛瓜廬墓誌銘》所載詩友討論，都傳達出當年那種融融睦睦的詩社氣氛。
有趣的是，詩人們的這種活動入元後非但沒有消歇，反而發揚踔厲起來。按黃晉《方先生詩集序》雲，宋亡後詩人們雖散居四野，但時相往還，“於殘山剩水之間，往往握手噓欷，低回而不忍去”。如至正十六年（1279），厓山兵敗，陸秀夫負宋幼帝跳海死，陳則翁“奉宋主龍牌，朝夕哭奠，日與林德暘、裴季昌、林旻淵、曹許山輩，以詩文往來，私相痛悼，作為詩歌，離黍之悲，溢於言外”。（《清穎一源集》卷一《陳則翁傳》）如林景熙就寫有《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雲：“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可見當時詩文感時之一斑。
又如至元二十七年（1290）冬，謝翱與吳恩齊、馮桂芳、翁衡同登桐廬西台絕頂，祭酒慟哭，乃以竹如意擊石，複作楚歌，聲震林木。歌竟，竹石俱碎。四個人都寫詩紀事。此事一石激起千層浪，江南詩壇紛紛響應。誠如錢謙益說的：“皋羽之慟西台，……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於此時，亦莫盛於此時。”（《牧齋有學集》卷十八《胡致果詩序》）
再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從大都返回杭州，他創立了詩社，與詩友流連唱和，所謂“偶攜降幟立詩壇，剪燭西窗共笑歡”。（汪元量《答林石田見訪有詩相勞》）而據其所作《暗香》小序“對花泫然”雲雲，可知他們分韻賦詠意在抒發亡國之悲。
按我國文人結社之風，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晉時期曹魏文人集團和竹林七賢的交遊活動，而東晉王羲之輩蘭亭雅集，“一觴一詠”，流風千載。至於詩社的正式誕生則不會晚於晚唐。現有典籍可考者，南宋末年，臨安之詩社似隻有西湖詩社和西湖吟社二家。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九亦雲：“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然而一到宋元之際，詩社、詞社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在中國文學史上造成了前所未見的奇觀。其中較著者有杭城的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和西湖社等詩社，浙江有月洞吟社、山陰詩社、越中詩社、霅川吟社、汐社、月泉吟社，江西有青山社、明遠詩社、香林詩社，湖南有平江九老詩會，以及浙江慶元遺民群一月一集的唱酬會、江西富州人熊升等創辦的詩社、江西豐城人甘杲等結成的詩社、廣東東莞人趙必豫等經常聚集唱和的吟社，等等。（見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第二章）林林總總，不一而是。作者也交互滲透，沒有嚴格的組織。至於這些詩社的活動內容，當然是傳統的互相比賽詩才，切磋詩藝，裁定名次，品評優劣，有時候還要刊刻專題詩集，如謝翱《天地間集》、杜本《穀音》、孟宗寶《洞霄詩集》等。其中如至元二十四年（1287）月泉吟社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的賽詩活動，就在參加的兩千多人中選出前六十名，予以物質獎勵，並彙刻其詩。然而，在這些熱熱鬧鬧的文學活動中，詩人們始終揮之不去的是興亡之感，誠如何夢桂《汐社詩集序》吐露的起社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