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五章在分析江湖與“四靈”、“江西”的關係時，就指出愛國憂時是江湖詩作的重要內容，誠如江湖主將劉克莊所雲：“憂時元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有感》）在經曆了宋元交替的巨變後，正是出於熾熱的愛國義憤，使江湖餘子及其追隨者，自然而然地加入了遺民詩人的隊伍。
黃宗羲《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雲：“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宋末遺民詩繁盛的局麵確實是史無前例的，遺民詩人有姓名及作品流傳者不下百家，詩人們以不同的方式方法記錄了宋元易代這場天翻地覆的大動蕩，並且抒發了他們紛繁複雜的感情。如汪元量，因為身為宮廷琴師，目睹了宋朝滅亡、後宮北遷的具體過程，成為宋元政權交接這一重大曆史事件的第一見證人。他用大量的組詩記錄、描述了親曆親見的各種事件，較著者如《醉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賈魏公出師》、《魯港敗北》、《北征》等。其中如《醉歌》，前五首記錄了呂文煥苦守襄陽而援兵不至，以至於發展到“淮襄州郡盡歸降，鼙鼓喧天入古杭”、“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五首詩簡潔地記錄了元兵入侵、南宋歸降的整個過程，可稱南宋亡國史。後五首則記錄了元兵進入“古杭”後的表現及各方麵的反映。如他揮淚和血，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國母謝道清：
淮襄州郡盡歸降，鼙鼓喧天入古杭。
國母已無心聽政，書生空有淚成行。（其三）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僉名謝道清。（其五）
因此，劉辰翁《增訂湖山類稿》評為“此十歌真江南野史”。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五亦雲：“其詩多慷慨悲歌，有故宮黍離之感。於宋末諸事，皆可據以征信。”俞德鄰亦有五言古詩《京口遣懷呈張彥明劉伯宣郎中並諸友一百韻》，也真實地敘述了南宋的亡國經曆。又如謝枋得，在家鄉組織抗元失敗之後，隱居於福建建陽，以賣卜教書為生。他的老師留夢炎降元後曾勸他出來做官，他曾作《卻聘書》斥曰：“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至元二十五年（1288），福建行省參政將他強行押解北上去大都，枋得即行絕食，表示“惟願速死”。臨行前，師友們從江西、福建各地紛紛趕來，隆重聚會，慷慨送別。謝枋得為答謝眾人，賦詩一首雲：
雪中鬆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舍，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意，於是，魏天應、蔡正孫、王奕、毛靖可、葉愛梅、遊古意、陳達翁、王濟源、張子惠等，或和或贈，既激發枋得，又勉勵自己，紛紛寫詩，多至“盈幾”。後來，枋得一路絕食，慷慨赴死，最終實踐了自己的諾言。這些詩歌通過敘事、抒情，讓後人目睹了亡國的慘痛現實，感受到刻骨銘心的亡國悲痛，更讓後人領略到堅毅不屈的民族氣節、矢誌不移的堅定信念，使人“為之骨立”（周方《書汪水雲詩後》）。無疑，其愛國憂時的內核是與劉過、劉克莊、樂雷發等江湖詩人一脈相承的。
前人多注意到，遺民詩派的形成，是由於政治形勢的巨變，而不像其他體派主要是順應詩歌藝術自身發展的要求而促成的，因此在多對其民族氣節大加肯定的同時，認為不必探討其藝術方麵的“細枝末節”。然而，我以為這種看法具有片麵性，尤其是對於“體有因革”方麵。遺民詩派總的藝術傾向不是向典雅一麵發展，而是向通俗一麵發展。而這恰恰是江湖入元的影響。
關於遺民詩派接受了江湖詩派的影響，前人多有見於此。如梁崑《宋詩派別論·晚宋派》談及遺民詩人的總體變化，則雲：大抵諸公初年牽入江湖，溯洄晚唐。及宋亡，山河變色，天地震動，於是憂悲移人，喪亂警目，而發口搦筆，默思動懷，皆與江湖異矣。然其餘習猶未脫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