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通過一則故事來認識"中庸"在曆史上的影響。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後，賢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名言，即"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文功卓卓，他任過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窩闊台的宰相，為使元的專製政治適應於中國的統治，維護各民族的生命財產，加強民族融和等等，他確實費過苦心。從他上麵的這句話，就可想見他當時的治國之術的高超。在當時特別的曆史背景下，中央集權統治下的各種矛盾非常尖銳，可謂危機四伏。為此，為了加強統治，就必須采取懷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麵加強民族團結，一方麵休養生息，盡量以經濟建設帶動政治的展開。為求得政治統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將自己的治國方針濃縮為上麵的那句話了，這是非常賢明的作法。中國人甘心情願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態度上，都極力避免走極端，總希望四平八穩，這種希望有它獨特的可貴之處。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體現出中國人的中庸心態。雖然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及"東方不亮西方亮"充滿密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諺，但自有文字記載，中國人就追求持續的、永恒的平衡。中國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時一地的損失。曾幾何時，我們的國土遭受過列強鐵騎的踐踏，我們的肉體遭受過堅船利炮的創傷，但是我們在與強盜、土匪的搏擊中煉就了堅強的民族意誌和堅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們巍巍如長城而屹立不倒。這是一種"失而複得"的平衡。我們深知"落後就要挨打"的殘酷生存法則，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就落到了每個中國人的行為之中。吸引與排斥、正流與異化、割裂與歸流、改良與保守、激進與穩健、功利與平淡、盲目與清醒、墮落與升華、停滯與跳躍，等等，都將在這種"行動"中走向中庸。
我們的肩上承載得很多很多，重量使我們的腳步沉穩，不容易失去平衡。再加上我們本身的潛能是無限的，因而，我們的生活不隻是現在中庸，在未來更要中庸。
以達觀的態度看世界
生活中某些人在自我狹隘的天地裏專心於各式各樣的戲劇性表演，他們虛張聲勢和小題大做隻會使人感到可笑。人生所有的矯揉造作、裝腔作勢、嘩眾取寵、故弄玄虛一旦曝光在平心靜氣、樸素淡雅的心情之時，立刻就變成人們茶餘飯後的笑料。心底寬宏曠達的人，對眼裏的一切。是喜怒哀樂也罷，是辛酸苦辣也好。都給予淡淡一笑。如果過於現實，城府太深，對所有的事情都脫離不開利益恩怨的算計，這種人便毫無快樂可言。倘若在心境上能稍稍超越世俗功利的陳規陋見，胸懷自然清新坦蕩。
就整個宇宙的無限空間而言，我們居住的地球隻不過猶如一粒塵埃，可見地球上的小小生物與無邊的宇宙相比，真是小的可憐；就漫長綿延的無限時空而言，我們的軀體隻不過猶如短暫的浪花泡沫，可見那些比生命更短暫的功名利祿，如果和萬古無盡的時空相比，真似過眼煙雲。因此，一個人能夠安天樂命，守住自己的本分，則無處不逍遙；一個人能夠以達觀的態度看世界，則無處不瀟灑。
《山房隨筆》記載：隋朝年間，龍門縣有個叫王通的人，曾寫了一部《太平十二策》，特地送到京城獻給皇帝，可是皇帝沒有用。王通回家後當了教師，門下有很多弟子，其中許多是從很遠的地方慕名麗來的。當時朝廷重臣楊素聽說後，非常看重王通，勸他出來當官。王通說："我不願意當官。為什麼呢？我的祖先留下的破草屋足以遮風擋雨，幾畝薄田打下的糧食足夠喝粥充饑。讀讀書，和弟子們議論議論治國之道。我自己感到很快樂。希望你能剛直、公正地治理國家，使天下太平祥和，豐衣足食，我也可以得到很多恩惠呀。"這是王通的自足自樂之處。
《玉堂叢語》記載：薛瑄，明永樂十九年中進士，宣德年間授為禦史，英宗正統初年被舉為山東提學僉事，英宗天順年問進入內閣參予機務。後來麵對石亨、曹吉祥等人亂政，他心中憤懣不平，借口有病要求辭官。石亨前來探望，並對薛瑄說："先生如果實在不願意留下，我可以為你啟奏皇上，給你一份皇帝的‘敕書’，有了它就可以在家設立學塾，教導子弟，還可以靠它來維持生活。"薛瑄說："過去許衡離開朝廷時，元世祖親自賜予敕書讓他去教書，而許衡卻把它掛在屋裏房梁上，始終沒有給別人看過，等他死後人們才發現。我要是靠它來維持自己的生活，那不辭官豈不更好？"幾個月後，一次朝廷中議論要派遣使節到西域去尋求獅子，他很不讚成，上奏不被采納，又見石亨這樣的人在朝中竊權亂政，自己不能有所作為，於是再次以疾病為理由懇請辭去職務。英宗雖然重視他的學問，但看他年事已高，就批準他退休。退休獲準，薛瑄立即出城。當到達直沽準備登船時，遇上風雨，舟不能行。他們被困在那裏，糧食也沒有了，到了中午全家人還吃不上飯，而薛還在那讀書不停。他的兒子薛淳說："人家都在那好好做官，沒人要求，退職，而你偏要退，現在困在這裏怨誰呢？"薛埴聽了兒子的埋怨不以為然，很冷靜地說："我的身子雖然被困，但我的心情卻得以通達順暢了。"這是薛瑄悟出的通達的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