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帆家在晉南農村。晉南，自古以來是國家的河東糧倉，盛產麥子的富庶地麵。合作化以來直到農業學大寨，將農村搞得極度窮苦。富庶的晉南，守著糧倉的農民吃不飽肚皮。胡帆偏又是生孩子的好把式，搞出三四個孩子來。年紀輕輕，脊背早早顯了駝峰，枯瘦的臉子上，皺紋橫斜，臉色焦幹中泛著黑黃。表情呢，總是一副苦相。即便是笑，也仿佛在哭。在機關上灶，營養不良，胡帆還鬧出了一個毛病：上廁所小便，會突然昏倒。聽說，那種毛病的醫學名堂叫作排尿性暈厥。有一次，老先生晚間入睡前去小便，竟活生生昏倒在廁所便池旁邊，糊裏糊塗守著尿池子睡了一夜。生活把人扭曲壓迫成什麼樣子，而我們的胡帆不甘沉淪，還要寫小說！
後來，在馬烽、西戎老師的努力下，農民胡帆終於正式調來，而且身份變成了國家幹部。我們都為自己的這位農民弟兄感到由衷高興。
胡帆當時當眾說：馬烽、西戎，就是我的重生父母！
我們都覺得胡帆說的是心裏話，他是真誠的。
胡帆跳出農門，當了編輯，家中依然相當困難。農民窮苦饑餓吃不飽、農村新生的權貴與農民的矛盾幾乎不可調和，成為他小說的永恒主題。他後來創作發表的短篇代表作《福壽老漢》和《太平村裏》，莫不如此。
胡帆出差到過北京。北京歸來，多少天鬱鬱寡歡。嘟嘟囔囔，自言自語地詛咒；臉子僵板，陰得快要滴水。像是誰該他二百錢，而不像是去了一趟北京。李銳和他處鄰居，小心來詢問：胡帆你怎麼了？
胡帆咬牙切齒地說：北京人天天吃油條！天天吃油條！
1984年年底，文聯作協分家。作協依然留在南華門，文聯在迎澤大街蓋了大樓，胡帆自願去到文聯那麵。依然當編輯，家庭依然困難。我們見麵不多了，少數幾次見麵，他還是一臉苦相堅持不改。
後來，聽說享受到了政策的恩惠，胡帆的老婆孩子也都變成了城市戶口。農民們多數早已吃飽，胡帆全家當然也不再挨餓，老兄卻偏偏又得了病。聽說是胃口方麵的毛病，不能吃東西。
4.何家驊的國際玩笑
俗話說，人之不同，各如其麵。又說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汾水》編輯部成員無疑也是各具情態、各有千秋。或者說，在一個小說家的眼裏，人人都是典型形象。
比如技術編輯何家驊，就算一位趣人。
據他自我介紹，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是飛行員。看去也像。個頭不高，濃眉大眼，鼻梁端挺。早在“文革”前，到刊物恢複，從我借調編輯部開始，到我接任主編再到辭職，何家驊一直在編輯部做技術編輯。跑印刷廠看版樣，跑郵局聯係發行，從三十歲跑到六十歲。堪稱辛苦。沒有功勞，絕對也有苦勞。但從領導到一般行政人員，對老何讚譽的少。原因呢，又多半在老何自身。這位技術編輯，愛搞口頭創作。笑眉笑眼，牙齒白厲厲的，隨口就是虛構。
郵局代發刊物，日期要求很嚴，過期就要罰款。郵局來電話催問，老何拍著胸脯給老西彙報：刊物已經去郵局拉了，整整四輛卡車！哈哈，四輛！第二天，印刷廠卻來了電話，質問編輯部為什麼還不來拉走刊物。結果，隻好被郵局罰款。再問老何，老何嘿嘿笑，不紅不綠。
借調期間，何家驊創作了一個奇妙段子，堪稱行為藝術之傑作。那時，還在物資短缺年代，人們聽說什麼東西不要票證、出口轉內銷之類，一定會趨之若鶩。一天，老何從外麵回來，煞有介事地宣傳說：哈！五一大樓旁邊，路西小鋪，賣減價毛線啦！那毛線，好，真好！可惜我沒帶錢。大家都在埋頭看稿，沒人接那話茬。
但將近下班時分，馬烽夫人和胡正夫人起身出去了。編輯部嘛，作息時間向來不那麼嚴格，誰也沒在意。二位夫人原來聽說了毛線減價，相跟了去采買便宜東西。結果怎麼樣？莫說毛線，連那個店鋪也根本就不存在。
機關後勤上工人師傅們聽說了，這些人口不擇言，都說：好狗日的，有這號騙子！
老何最大的一回玩笑，開成了真正的國際玩笑。
當年，有位日本翻譯家小林榮，喜歡山西文化，專門翻譯山西作家的作品。其譯作總題命名為《中國農村百景》。曾經來過山西，由我們作協負責接待。何家驊於是受命到北京迎接這位日本翻譯家，老何令行禁止、聞風而動，絕對不講價錢。一把年紀，也算難能。當然老何出差，也懂得享受。比方到上海，那是要入住錦江飯店的。
且說何家驊在北京接到了小林榮，作了一番自我介紹。他問對方：你知道《汾水長流》嗎？日本翻譯家點頭。我們的老何竟然大言不慚聲稱：
哈哈，我就是作家胡正！
這樣的玩笑，難道不是國際玩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