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老馮看稿既然仔細謹慎，看到王子碩推薦上來的稿件就往往有些發愁。稿子到底是好是壞呢？退稿，退掉好稿怎麼辦？繼續向上推薦，偏偏並非好稿又怎麼辦？麵壁九年似的，呆看半天，不得要領。那時，我和李銳與老馮在一個辦公室，老馮便常常給我倆講說稿件內容。“有這樣一個故事啦，它是說這樣一件事情——”老馮的表達能力又不是那麼強，語言節奏也相當緩慢，聽得我和李銳難免就急屙急尿。結果，不是李銳便是我，會主動將稿件搶奪過來，火速瀏覽。整天幹的這個營生，這還不是小菜一碟嗎？我們即刻將意見直率講給老馮。老馮這才如釋重負，印證了自己本來的看法：我也是這樣的意見啦！
李國濤主政刊物之後，《汾水》改名《山西文學》。其時在編輯工作方麵添加了一個小小改革項目：每期來幾篇編稿手記。幾百字，畫龍點睛、直擊要害，深受讀者以及作者們的歡迎。老李和周宗奇分頭負責書寫編稿手記，堪稱一個利索。說是手到擒來、探囊取物，也不為過。老李細心，編稿手記不是也要拿一點稿費嗎？一則手記，三元五元。這份稿酬，不宜落一個“獨霸獨享”的名譽，分給老馮老同誌一些機會，比較妥當得宜。老馮呢，工作本來認真細致，撰寫編稿手記就更加隆重萬分。要回家靜靜撰寫，要參考資料，上升到理論高度，爭取寫得達到理想狀態。但老馮講話節奏慢，寫字速度也不快。兩三則編稿手記，半個鍾頭，最多半天的營生，老馮需要十天甚至半個月。老李急著發稿簽字，編稿手記且是難產。老李於是也不免急屙急尿了。
後來，在我1988年年底辭任主編之後，黨組決定由老馮回來主政編刊。王子碩與燕治國二位出任副手，是這樣一輛“三套車”。三套車合作如何？工作效果怎樣？作為前任主編，我向來不做評價。功勞苦勞，同是編刊者，我且不會打擊同類來抬高自己。我沒有那麼短見愚蠢。刊物究竟編得怎樣，機關人們有目共睹，有事實說話。況且白紙黑字厚墩墩的合訂本俱在，我不必磨牙費嘴饒舌。
再後來，焦祖堯當政，撤換了《山西文學》的班子。老焦的秘書長陳為人對此有公開說法：電池沒有了電哪，要換電池，不能隻換一節好的，那樣壞電池會影響到好電池，結果影響效率。要換，幹脆都換成好電池！
後來又後來，“好電池”們辦刊情況如何？我就更加不便言說。我四十出頭方才學得了王子碩先生處世哲學的若幹皮毛，對若幹事情三緘其口。
不過，對當政者，我有權講話。這是任誰都不能剝奪掉的權利。說老馮等三位是“壞電池”或者“廢電池”，至少不夠寬厚。你們換的好電池怎麼樣？事實總是勝於雄辯。
當然，大形勢變化，文學整體不景氣，辦刊不易，大家都有不可人力扭轉的客觀因素。但，韓石山接任主編，結果又怎麼樣？這節電池如何？
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3.詩壇三巨頭
行走文壇多年，就小說界與詩歌界相比，我覺得相對而言，小說界更加大氣。詩人、散文家，有人改行寫小說，小說界很平靜，視而不見一般。至少小說界不會發出驚呼，不會認為有人來奪取了我們的地盤、飯碗。事情反過來，情形便也反過來。小說家寫詩，詩歌界往往驚呼，好像受到了什麼威脅。做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小說界從容、老練，更像大漢民族；而詩歌界敏感、防衛心理強，更像某些少數民族。
身處山西文壇多年，我覺得山西文壇的詩歌界與小說界相比，另有特色。相對來說，小說界更加團結一些。或者說，是非不多，無原則的糾紛也少見。也許，是因為晉軍實力派小說家都不曾進入過山西文壇的真正領導階層，大家沒有掌權，因而沒有受到權力這個怪物的左右。山西小說家相對團結，成為一種可貴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