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文壇，我的理解是它必得有一批作家來支撐。正如一個刊物的風格，它可能是主編的風格，更可能是刊物所團結聚攏的一批作家的風格。
山西文壇，“文革”前支撐它的，主要是以趙樹理為首、以文聯五戰友為骨幹的山藥蛋派。新時期以來，支撐了這個文壇，使得山西能夠號稱“文學大省”的，則是所謂的晉軍。
晉軍，軍容整齊，實力雄厚，傲視域中，巍然巋然。但晉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插起招軍旗，就有吃糧人”簡單招兵買馬就能夠組建起來的。文學創作，極具個性化色彩；文學家，是永遠的個體戶、自由職業者。晉軍，是若幹有誌文學青年，奮勇衝殺，百折不撓，激烈比拚，優勝劣汰，最終有數的一些幸運兒脫穎而出，方才形成。
構成晉軍的每一位作家，當年都曾有過艱難摸索後才走近文壇的經曆。
1.邂逅李銳
東陽筆會之後，本來可能繼續學習寫作，爭取更多發表東西，然而我卻基本停筆了。“林彪事件”後，國家命運堪憂，實在沒了寫東西的情緒。
其間，與周宗奇通過一封信。1974年的4月，我得了第一個孩子張沛，周宗奇得了第二個孩子周薇。他在信上講，女兒取名“周奇薇”；用字犯了忌諱，但就是要成心藐視傳統。獨特個性，躍然紙上。
然後，周恩來抱病主持全國人大會議，拚盡最後餘力冒死提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
然後，鄧小平得以複出工作。工廠重新冒煙，我們機車廠格外忙碌起來。
我始終掙著三十八元二級工的工資，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光榮地充任領導階級國家主人。日子如牛負重，壓根也顧不上寫什麼小說之類。
然後，鄧小平又被打倒，上麵開始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喇叭裏瘋狗似的吼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
東北天上掉星星，唐山突然大地震。
國將不國，國已非國。
這關節上，冥冥之中如有天意，我邂逅了李銳。
東陽筆會上，有位山西群眾文化館的女編輯曾常青，曾經在會上驚鴻一瞥。曾常青頗有風度，看去相當年輕，據說也是《火花》的老編輯。身上葆有良好編輯傳統，看稿極其認真，對作者非常熱心。後來李銳與這位女編輯建立了聯係，有一篇稿件經過十餘次的修改，終得在當年的《群眾文藝》上發表。
這位女編輯的丈夫，任省軍區文藝處長，我的前妻自幼生活在軍區大院，於是我們就和曾常青一家有了若幹往來。
在曾常青家裏，突然碰上了李銳！
李銳怎麼出現在太原了？前來省文藝工作室改稿！就住在那個機關！
文藝工作室是幹什麼的？就是原來的省文聯、省作協呀！
原來，馬烽、西戎、孫謙、胡正幾位老作家已經獲得解放，回到省城組建了省文藝工作室。工作室已經著手恢複機關刊物，刊物定名《汾水》。
那麼，這個文藝工作室在哪兒辦公呢？南華門東四條。
南華門東四條在什麼地方？這時曾常青叫道：就在你們住的精營東二道一條街上呀！
說來真好笑，我成家後定居在精營東二道，已經好幾年，我竟然不知道一條街上、幾十米開外就是著名的南華門東四條！不知道著名的幾位老作家、著名的省文聯省作協就在附近！
與李銳的邂逅，使我在一個曆史的重要關頭，在“四人幫”即將被一舉粉碎前夕，在文壇迎來它的春天即將全麵複蘇的時候，走近了文壇。
如果說，劉金笙是我命運中遇到的一位貴人，那麼，曾常青應該是李銳遇到的貴人。而我能夠與李銳邂逅，實在是命運的再一次照拂。
李銳，成為我走近文壇的一顆啟明星。
2.邸家河的插隊生
東陽初次認識，太原得以重逢，不止我高興，李銳也高興。
他到省裏來改稿，人生地不熟，沒個說話聊天的對象。住處離我家很近，不免經常過來，一時無所不談。我們的年齡，都有了若幹人生經曆；而各人秉性雖然不同，卻也都不喜歡訴苦叫屈，博人同情。苦難，和著血淚吞咽了，漸漸化作文學的底蘊、人格的養分。
不過，隨著交往漸深，相互了解與日俱增。
1969年，李銳插隊到山西晉南蒲縣大山裏的邸家河安家落戶。
我們的李銳，家庭出身本來是革命幹部。父親當年做地下工作，曾經擔任我黨西康地下省委書記的要職。新中國成立後，出任我國第一個國營農場北京雙橋農場的場長。“文革”伊始，便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母親多病，隨後也不幸辭世。“革幹”出身一夜之間變作所謂“狗崽子”，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嚴父慈母雙雙棄世，卵翼下的幸福少年乍然就成了孤兒。
順理成章，李銳自然也會將種種心思乃至全副性命寄托於愛情。一塊兒插隊的同學裏，有了他的初戀對象。相依為命的少年男女，或許山盟海誓。相濡以沫，猶如涸澤之魚。接著，果然就發生了許多小說裏都會出現的悲劇結局。女同學率先回到北京，偉大的愛情抵不上一紙戶口遷移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