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場噩夢。
具體到一個群體，插隊，對城市知青是一個噩夢。
趙瑜拍攝他的紀實片《內陸九三》時，鍾道新曾經撰寫過其中兩集，是專門敘述插隊生故事的。由於審查的緣故，兩集東西被封殺。但我們都看到了樣片。按照整個拍攝體例，每位撰稿人都在片末有一段言論。向來氣度雍容的鍾道新此刻幾乎是痛心疾首地說道：
知青，老三屆裏，出現了若幹英模，也出現了一批作家。插隊的經曆造就了他們。但這隻是特例。個別人的幸運，不能掩蓋數百萬知青曾經遭受苦難的曆史。我保證，我發誓：插隊再好，我決不會讓我的兒子插隊！
有見識的評論家也曾經嚴厲指出過張賢亮小說的致命立意：
但凡他小說中的右派，無一例外地都能遇到漂亮並且善良的鄉下婦女的愛慕和救助，仿佛婦聯早就在和極左政策作對。但凡他小說裏的主人公，最後都不僅逃出劫難，而且走上了成功的紅地毯。這樣的情節設置、立意編排，掩蓋了數十萬右派被勞改被迫害被肉體消滅的血淋淋的事實。
而噩夢終於過去了。
1.調動噩夢
1977年7月，我的借調期滿，回到機車車輛廠上班。粉碎“四人幫”，國家開始搞建設；而鐵路運輸是先行，鐵路工廠生產格外繁忙。一個班次，我這個司爐，得往爐膛裏扔進十五六噸煤。工資呢，幹了八年司爐，二級工三十八元；夥食當然很差，尋常高粱米包圓。高粱米是所謂優種高粱，喂牲口驢子都不愛吃。
我的體格足夠好，出生苦寒山區，自幼有著體力勞動的鍛煉，能吃豬狗食，能受牛馬苦。工廠那點苦力還是拿得下來的。再說，國家不再革命，要搞建設，從理智上也不存在抵觸情緒。
隻是，借調期滿，西老師已經明言，決定正式調動我去當編輯，我就不可克製地心神不寧起來。領導會不會變卦？調動會不會有阻力？
其次，國家恢複高考。原先三中的同學，工廠的同事，多有努力複習功課準備參加高考者，對我也形成了巨大的誘惑。以我的學習紮實程度，不用複習，考取任何大學依然有著十足的把握。但我經過鬥爭，斷然放棄了這一機會。我是這樣考慮的：考取理工科？假如十年前考入大學，恐怕已經該出成果了。考取文科嗎？文科畢業，最好的分配去處也不過是省級刊物而已。好吧，我今生就認了這個高中學曆啦！放棄高考，一門心思等候調動的好消息。
調動，要從一家工廠一步登天，調到省級刊物、著名的作家協會去，要從工人一步登天，變成國家幹部，是這樣的好事。而但凡好事，總是多磨。打成右派，去農村改造什麼的，會相當方便。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天鵝肉卻不是那麼容易吃到的。
果然，我的調動遭遇了極大阻力。負責人事工作的王之荷老師與曹平安先生，去機車廠協商調動事宜，不惟沒有受到禮遇，幾乎受到圍攻。關於要調動的張石山其人，在我們車間領導的言語描述中，簡直是罪惡滔天、十惡不赦。
消息反饋到我的耳朵裏，一名沒有任何背景的小工人唯有徒喚奈何。我預感到調動會有阻力，人們不會讓我那麼順利、那麼快意，但我想不到他們會那樣無中生有、那樣不善、那樣歹毒。
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因為我知道還有一顆極其可怕的定時炸彈，隨時可能起爆。
“文革”之初，我就陷入了一件令人恐懼的“反標事件”中。運動初起，學生們響應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我給一名教師寫過一張大字報，題目叫作“砸爛這條大瘋狗”。草擬題目時，是在一張報紙上用鋼筆塗寫的。那時的報紙，幾乎滿篇都是毛主席的相片。我的那鋼筆字跡恰恰就寫在主席像的背麵。大字報脫落在地，有同學不讓主席像任人踐踏，端端正正剪了下來。說多巧有多巧，“砸爛這條大瘋狗”幾個字，可可整齊排列在主席像背麵。這還不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反標嗎？
當時，我向學校黨支部寫了情況說明。不久，學校領導被打倒，反標事件不了了之。但事情一直沒有正式結論。
紅衛兵大串聯，我受到了影響。
應征入伍，隻是因為我們這一派在學校掌權，我又動了心計擔任了征兵辦公室的負責人。對立派的同學也要當兵，反標事件便沒人提及，雙方達成某種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