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在傳統中國，是家庭家族的重大事情。
父母老人還在世，兒子們膽敢提出分家，那就是大逆不道。但老人去世，群龍無首，因為分家析產，在父母大喪期間，就可能掄起哭喪棒大打出手。
而分家到底是必然趨勢。即便是鍾鳴鼎食之家，即便老人長壽、五世同堂，最終還是要分家。老公雞不能打鳴了，小公雞也叫得天亮。自然規律。
如今，莫說在現代都市，便是鄉野農村，家庭越分越小。新媳婦剛過門，不等“回三、住九”，就要攛掇男人分家。兒子沒法，老子也沒法。因為不分家，媳婦有撒手鐧——離婚。罷罷罷，分家！
家庭越分越小，其顯見的優點是父子經濟分明，婆媳關係容易相處。媳婦享受到分家過小日子的自由，那麼到她當婆婆的時候，也沒有道理難為她的媳婦。鄉野社會，在新的結構之下達成新的和諧。
但文聯與作協的分家，與上述分家大異其趣。
一個正廳級單位，變成兩個正廳級單位。活生生多出一個廳局機構來，下麵該有多少正處級部門？所以，我說過我們南華門裏的情形，叫作“無官不算處，有人皆是家”。編輯部、資料室、人事處、辦公室，隨便拎一顆腦袋出來，處長！見一位戴眼鏡的，別問，一級作家！
精簡機構喊了多少年，杜鵑啼血。機構不知是否得以精簡，先成立一個精簡辦。
機構越來越多，幹部越來越多。
於是，我們往往會處在某種尷尬的境地。
領導給我一個副主編，相當於副處級，好大一個官。我幹不幹？幹。
1.分家大動蕩
文聯作協分家之後，南華門裏，《黃河》開辦，《批評家》出刊。單以我們《山西文學》來說，李國濤、周宗奇是雙主編，我是副主編，李銳是編輯部主任，燕治國和禹曉元是兩個副主任。成批的年輕人獲得提拔。
胡正老師這時留下了他的名言：我三十來歲就是文聯秘書長啦！你們早就應該提拔起來幹啦！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顧客觀，認為馬烽、西戎壓製年輕人。一個蘿卜一個坑，他們即便想要提拔年輕人，空缺位置在哪兒呢？是分家，給胡正老師提供了這樣的機會，使大家共同得到了曆史機遇。
分家之前，文聯五戰友之一，也是我們的作家老前輩李束為回到南華門，還主持了一段工作。具體說到分家，李束為要到文聯去，省裏撥了幾千萬，已經建起了文聯大樓。馬烽等四位戰友，加上王老，這文壇五老留在作協。他們對南華門、對閻氏故居，感情頗深，仿佛故土難離。
這樣，跟李束為走，還是留在南華門？一時成了眾多一般幹部和工作人員麵臨的重大抉擇。
寫出《抉擇》而轟動一時的張平，當初山西師大畢業後，到臨汾文聯參加了工作。據我耳聞，省作協幾位前輩一直準備調張平上來。南華門，省作協，早已對張平這位後起之秀敞開了大門。但張平有自己的抉擇。他最終是從臨汾地區上調，直接進入了省文聯。
大家揣度，張平或者有著更加全麵的考慮。南華門巷子裏，已經堆積了好幾個成名青年作家，那兒果真有點狼多肉少的形勢。張平到省作協來，能吃到什麼肉？事實證明，張平的抉擇是明智的。文聯那麵，也要辦刊物，啟用了老刊物的名號《火花》；董耀章和王中幹出任了雙主編，張平則擔任了副主編。
張平是創作人才，而且是從下麵調來，情況相對特殊。原先南華門巷子裏的工作人員，抉擇就相對艱難。
比如在編輯部工作有年的幾位同道，去還是留，頗為躊躇。
兩位美術編輯，王瑩和趙國荃，比較好辦。他們是畫家，美術家協會歸屬文聯，文聯還要成立山西畫院。一句話，到文聯。
小說組副組長王中幹，編輯胡帆和張改榮，最終決定到文聯《火花》編輯部，我相信他們一定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
比如胡帆，從農民身份直接變成國家幹部，馬烽、西戎是大大費了周折的。或者說，培植胡帆，前輩作家耗過心血。胡帆自己當初也講過：馬烽、西戎，就是我的重生父母。言猶在耳，結果卻要離開作協去往文聯。
而離開作協去往文聯，翻譯簡化一番，就等於是離開馬烽、西戎，轉而投奔李束為。分家這件事擱在眼前，平添了若幹“劃分陣營”的味道。胡帆他們幾個，做出最後決定，會是容易的嗎？
分家在南華門巷子裏搞得人心惶惶、大起波亂的時候，我還在北京文講所。等我回到太原，進了南華門巷子，分家波亂已近尾聲。大家夥兒的去留，已經基本明確。
我隻能揣測一回。
胡帆、王中幹們，一定權衡過了。作家協會，看重的到底還是創作。作家協會，到底是作家的協會。反正是當編輯，倒不如上文聯去當編輯，說不定提升機會更加多一點，本次分家具體安排，能夠得到的眼前實惠可以更加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