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臨，一天的忙碌漸漸平息之後，我喜歡蜷曲在沙發裏讀書。燈下讀書，心最平靜，平靜中翩然走進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大千世界；人靜月清，躺在床上，寂靜中仿佛能聽到天籟之聲；眼睛在黑暗中穿過天花板，向遠處望去，陳年舊事如山澗中的一股剪不斷的溪流，從大千世界的縫隙中汩汩而來。
那一陣子，我常想起姥爺。姥爺就像是一本書，一本字跡模糊，缺行少頁，然而卻又是耐人尋味的書。我喜歡這本書，常常獨自躲在黑暗中用心地讀這本書。
姥爺去世至今已經三十年了。
從前，家裏牆上掛著的鏡框裏，有兩張姥爺的單人照片。一張照片上的姥爺，花白頭發，蓄著長胡，微笑著，一個典型的慈祥老人形象，而且不太像城市裏的老人。那是暮年的姥爺，也是我生活中熟悉的姥爺。
20世紀70年代初，舅舅下放，姥爺在我們家生活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時間。
那時人們的裝束都很“革命”，一律冷色調，軍綠、鐵灰和深藍，且樣式單一。婦女們頭上的長發、燙發、盤發都革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短短的直發，一個個素麵朝天，像是隨時準備上戰場的女兵。姥爺胸前掛著長長的胡子，比婦女們的頭發還長。姥爺老了，衣著不講究，常穿深色的中式衣服，姥爺的裝扮似乎專門與潮流背道而馳。雖然姥爺的衣著顯得很落伍，但和當時家裏的環境倒挺協調。家裏本來擺設就很簡單，幾條亮麗的綢緞被子還被遮遮掩掩，不見天日。被子先被褥子裹住，外麵又蒙上單子。父母的幾件像樣的毛料絲綢衣服被打入冷宮，壓在大紅箱子的最底層。好像是做賊，藏著掖著，免得漏出蛛絲馬跡，給別人抓住什麼把柄。
也難怪母親那麼膽小。母親不工作，連臨時工作都沒有，是個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婦，但每周必須參加由居委會組織的學習和開會。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居委會不是世外桃源，家庭主婦也不能逃離“革命”運動。母親的家庭背景就引起居委會主任的懷疑。在家庭出身一欄裏，母親填寫的是教員。通常，家庭出身由好到壞分為：貧農、下中農、中農、富農、地主；或是職員、小業主、資本家。在居委會主任的警覺裏，“教員”分明是想避重就輕，其中十有八九暗藏著罪大惡極。為了查出個水落石出，工宣隊派專人去母親的老家進行調查。兩位工宣隊員辛苦了數日卻是一無所獲。全村上下沒人知道母親這個人。母親少小離鄉已四十多年，年輕人自然不認識母親。母親幼年在村裏時用的是乳名，後來離開老家，從上洋學堂開始，凡正式場合都使用學名，可是上了年紀的長輩和與母親同齡的人哪裏知道母親的學名。學名成了母親的護身符。
姥爺在我們家住的那年冬天好像特別陰冷漫長。人老了怕冷，在家裏，姥爺總是穿著厚厚的棉衣，坐在爐邊不聲不響地取暖。偶爾出門，冷眼看著世態炎涼的世界，見了鄰居也不打招呼。院子裏到處是冰，姥爺出門怕滑，拄著拐棍，步履蹣跚，更顯得老態龍鍾，沒有精神。住了近一年的時間，竟然沒有引起居委會的注意，來查姥爺的祖宗三代和曆史背景。
姥爺雖然沉默寡言，但眼睛卻是格外地炯炯有神。目光裏，有著看穿一切的高傲，有著不可侵犯的冷峻，更多地流露出他的尊嚴。
姥爺老了，但姥爺的尊嚴並沒有因此而減少。我對姥爺是懼怕三分。
在溫飽中掙紮的年代，姥爺的尊嚴首先從飲食上表現出來。那時，主食以粗糧為主，副食是憑票供應，食油每人每月三兩。在那缺油少肉的日子裏，每天晚飯，姥爺的飯比我們早開一兩個小時。姥爺單吃，吃的是細糧，常喝一兩樽酒，說是酒能舒筋活血。憑票供應的肉不夠天天吃，姥爺就常常從兜裏掏出五塊錢，指派我去小賣鋪買兩瓶肉罐頭，紅燒牛肉和五花豬肉。我那時十多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看著姥爺桌上那紅燒肉罐頭裏白白的油花，聞著那甜美的肉香，饞極了。偶爾偷偷地從罐頭裏夾一塊吃，也是揀小的，大的怕被姥爺發現。
父親要在家，姥爺的話就多了，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舊友故事。可是那陣子父親工作的大學在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的統籌之下，被疏散到了外地，不常回家。姥爺每天沒事做，也沒有朋友，常常幹坐著，很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