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果提一提出請求，我就決定留下，等到那可憐的車夫做了他最後的一次布蘭德斯通旅行再走。很久以前，她用自己的積蓄在我們那老墓地裏，在挨近她那“可愛的女孩”（她永遠這麼稱呼我母親）的墳墓邊就購置了一小塊地，以備他們兩口子今後做安葬之用。
陪伴皮果提，盡我可能為她做我能做的——雖然我能做的很少——我感到非常滿足。至今想起來，我仍為我能那樣做而高興。不過，我恐怕在負責保管巴吉斯先生的遺囑時，在解釋其內容時，我更有一種出自個人和職業性的無上滿足感。
提出在那箱子裏找遺囑的有功之人，應該說是我。經過一番搜尋後，遺囑被從箱裏一隻馬鼻套的底部找了出來。套裏除了幹草，還有一個帶著鏈子和掛飾的舊金表，這金表巴吉斯先生隻在婚禮舉行那天戴過，在那之前和之後就再沒人見過了；一個腿狀的白銀裝煙盒，一隻裏麵塞滿了小杯小碟的假檸檬（我猜這玩藝是我小時候巴吉斯先生買了打算給我的，後來他又舍不得了），一塊和半塊的幾尼合起來共有八十七塊半；二百一十鎊嶄新的鈔票；一些英國銀行的證券；一片舊馬蹄鐵；一個假先令；一塊樟腦；一個蚌殼。那個蚌殼被打磨得很光，內壁閃著虹彩，因此我斷定巴吉斯先生對珍珠曾略知一二，但並未形成明確的見解。
多年來，巴吉斯先生每天旅行中都帶著這隻箱子。為了遮人眼目，他編了一篇謊話，聲稱這箱子是“黑孩子先生的”，是“留在巴吉斯處待取”的等；他把這謊話還工工整整地寫在箱蓋上，現在那字跡已幾乎看不清了。
我還發現，這些年來他積蓄得頗有成績。他的現款幾乎有三千鎊，其中一千鎊的利息是留給皮果提先生做養老金的；皮果提先生死後，其本金由皮果提、小愛米麗和我平分，或由我們中間後死者來分。他把其他所有的遺產都交皮果提繼承，並指定皮果提為他的財產繼承人和按他遺囑處理財產的唯一執行人。
在各種有關的儀式中我讀這些文件，並向有關的人不厭其煩地解釋某些條款，我覺得在這種場合下我真是一個代訴人了。我開始想，博士院比我所想象的有價值些了。我煞有介事地研究考證那遺囑，宣布那遺囑完全合法，並在邊白上用鉛筆做個記號什麼的，我覺得我自己知道這麼多真是有點奇妙。
在葬禮前的一個星期裏，我就幹這奧妙無窮的事，清理皮果提所繼承的全部財產，把一些事務安排得有序，並在每件事上都做她的代表和顧問。這使我們大家都高興。在那段時間裏，我沒看見過小愛米麗，但人們告訴我，說兩個星期後她就要舉行簡單的婚禮了。
我並沒有正式出席葬禮，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我的意思是，我沒穿黑外套，也沒拿驅鳥幡。一清早，我就先走到了布蘭德斯通。巴吉斯先生的遺體隻有皮果提和皮果提先生二人伴送到那裏，但在這之前我就到了墓場。從我的小窗裏，那個瘋男人往外張望，齊力普先生的那個小毛頭在保姆的肩頭晃著那沉甸甸的大腦袋。並瞪著那突出的眼睛看牧師；歐默先生在後麵喘著氣；那兒就再沒別的人了，安安靜靜的。一切結束後，我們在墓場中散了一個小時的步，在我母親墳前的樹上摘下一些新葉。
現在，我感到一種恐怖。在遠遠的市鎮上空掛著一片烏雲。我孤零零地回鎮上，越走近它越害怕。想到在那個難忘的夜晚所發生的事，想到我往下寫就一定會再次出現的那事，我真受不了。
我敘述這件事也不可能使它更糟了。如果我停下我最不願記敘這事的手，也不可能使它好一點。事已發生了。無法消除它，也無法改變它。
我的老保姆和我第二天去倫敦，辦理有關遺囑的事。那一天，小愛米麗就在歐默先生家度過。那天夜晚，我們都要在那老船屋聚齊。漢姆將按往常的時間去接愛米麗。我會從從容容走到那兒，屆時那兩兄妹會像來時那樣回到家裏，好在日落時分在火爐邊等我們。
我在古時候的理發師和洛德裏克·蘭頓帶著行囊休息過的側門邊和他們分手，但我並沒有直接回去，卻在通向羅斯托夫特的大路上走了一小段路。然後我才轉過身來，回頭朝雅茅斯走。在距我先前說到過的渡口一兩裏之地有家幹淨的酒店，我在那裏吃飯；那一天就是這麼過的。我到雅茅斯時已是晚上了。那時，雨下得很大，氣候惡劣，但是雲層後仍有月光，所以並不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