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也涉及到了明朝航海所帶來的影響。書中提到因為航海，加強了貿易交換，使一些國外商品傳入中國。上述三回中分別提到了爪窪國、勉甸國、西洋珠子。這三個名詞，提供了三個不同的國家。小說的作者能夠寫出這三個國名，很顯然就能推出，明朝時期的對外貿易是何等興盛。書中的西門慶作為一個富甲一方的新型商人，當然也容易知道這三個地方。
本來，對外貿易已經不是一個很新鮮的事情。"絲綢之路"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對外貿易例子。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於公元前後的兩漢時期。它東麵的起點是西漢的首都長安(今西安)或東漢的首都洛陽，經隴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蘭州)，然後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到羅布泊地區的樓蘭。
漢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兩道的分岔點就在樓蘭。北道西行，經渠犁(今庫爾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從疏勒西行，越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幹納)。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遠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曆山大城)。
另外一條道路是，從皮山西南行，越懸渡(今巴基斯坦達麗爾)，經罽賓(今阿富汗喀布爾)、烏弋山離(今錫斯坦)，西南行至條支(在今波斯灣頭)。如果從罽賓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轉海路也可以到達波斯和羅馬等地。這是自漢武帝時張騫兩次出使西域以後形成的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換句話說，狹義的絲綢之路指的就是上述這條道路。
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外，從漢代開始，中國人就開通了從廣東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後，隨著中國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和經濟重心的南移，從廣州、泉州、杭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日益發達，越走越遠，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人們把這些海上貿易往來的各條航線，通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朝代雖然在不斷更迭變換，可是對外貿易的規模卻越來越大，途徑越來越廣，到了明成祖朱棣時期，這種現象達到了空前盛況。
1405年7月11日，鄭和率領一支27000人的船隊駛離了江蘇劉家港。在此後的30多年中，這支龐大的船隊先後七次出航，經東海、南海，穿馬六甲海峽，沿孟加拉灣、阿拉伯海、阿曼灣、亞丁灣向西航行，然後過紅海南下東非海岸，到訪了暹羅國(泰國)、爪哇國、真臘國(柬埔寨)、溜山國(馬爾代夫群島)、錫蘭山(斯裏蘭卡)、天方國(麥加)，最遠到達了今天肯尼亞東南角的蒙巴薩港。中國曆史上將發生於明永樂至宣德年間的這七次大規模遠航稱之為"鄭和下西洋"。
對於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很多說法，流傳早而廣的說法是：鄭和下西洋是為了尋找建文帝的蹤跡。建文帝，名朱允炆，又稱惠帝，明太祖朱元璋的長孫。建文帝登位伊始，曾決心削藩，1399年6月，燕王朱棣以"清君側"為名，大興"靖難"之師，公開反叛建文帝。1402年，朱棣率軍攻下南京城。南京陷落時，"宮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終"。有的說"建文帝為僧遁去"。《明史·鄭和傳》則直截了當地說："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後來，不少人附和其說。許立群在《中國史話·三寶太監下西洋》一節中寫道："永樂皇帝派鄭和航海的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因為永樂篡了建文帝的帝位後，建文帝失蹤了，永樂怕他逃到國外，將來回來複辟，所以派人去找他。"其他如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吳晗的《明初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等也認為，鄭和下西洋除了經濟方麵因素以外，還帶著皇上的秘密使命，這秘密使命就是尋找建文帝的下落。
也有人認為：鄭和下西洋是政治目的，是因為皇帝要"耀兵異域"，達到"太宗皇帝德澤洋溢於天下，施至蠻夷，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視，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這種高高在上的榮譽感。
鄭和下西洋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範圍之廣都是空前的。它不僅在航海活動上達到了當時世界航海事業的頂峰，而且對發展中國與亞洲各國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友好關係，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聯係，在此時期的中國外交達到了明代西洋外交史上的頂峰。經過鄭和的努力，多年不與中國來往甚至從未與中國來往的一些東南亞國家都先後與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有4個國家的9位國王先後8次來到中國，有十六七個國家先後4次派遣使者來華。中國同東南亞的關係就是從那時候建立起來，中國同東南亞的貿易圈也是從那時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