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和工場手工業更加發展。在一些工商業發達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開始形成為一支新的社會力量，給當時的社會矛盾和鬥爭帶來了新的影響。
可是工商業的發展，卻更加刺激了封建統治者的貪欲。貪財成癖的明神宗，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派宦官到各地采礦和征稅，濫肆搜刮，造成了"采榷之禍"。萬曆皇帝斂財成癖，自以為是，為了節省開支，政府部門不再新加官吏，有的官員老了、病了、死了，他的那個位置就一直空缺，曾經有段時間，朝中六部作為國家最高決策機構，竟然隻有三個尚書主事。更為荒唐的是，他棄官員不用，而用太監充當"礦監"和"稅使"。而這些人到了地方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成為他斂財的工具。"礦監"就以國家的名義去勘測、采礦。但是，他們每到一處卻不去勘測，而是不管有礦無礦，隻顧搜刮金銀。有時見良田美宅，隨便用手一指，就愣說地下有礦，如果主人不"花錢消災"，這些礦監借此強行霸占，弄的人家破人亡。
稅使更是厲害，他們沿交通要道遍設稅卡，連小民手中"隻雞束菜"也得上稅；而且稅額苛重，商人往往被迫把貨物抵作稅款。依靠敲骨吸髓的掠奪，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宦官運至北京獻給神宗的就有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還有大量的珠寶，至於落入礦監、稅使腰包有多少就沒法算了--太多了。
礦監、稅使是皇帝的親信，權力極大，他們每到一地，就撇開地方官府，另建衙署，專折奏事，直通皇帝。他們對不屈從於他們的地方官，上奏告密誣陷，神宗偏聽偏信，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礦監、稅使及其爪牙，無惡不作。如湖北稅監陳奉，"其黨至直入民家，奸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礦監陳增在山東益都，日征千人鑿山開礦，為督促多采，打死了許多工人。陳增的爪牙程守訓等人到了江浙地區，揚言奉密旨搜金寶，誣大商巨室私藏違禁物，"所破滅什百家，殺人莫敢問。"據說，萬曆三十年，萬曆皇帝一病不起，以為自己會死，良心發現，想給後世留個好名聲。於是，下詔，停止礦稅。沒想到，幾個時辰後，他又緩過來了，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趕緊派人去內閣收回遺詔，前前後後一共去了二十多撥人傳達這個命令。結果，這個"采榷之禍"又延續下去了。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死去，朝廷才宣布撤掉一切礦監、稅使，過去因反對礦監、稅使而被處分的官員也酌量起用。事情並沒有過去，等到萬曆以後的幾個皇上，看到神宗的斂財之術，也都紛紛效仿。
萬曆年間全國大概隻有700~800萬兩的全國稅收，到崇禎末年升到3000萬兩，也就是說民眾的負擔從萬曆到崇禎實際上是增加了三倍。當然，皇帝是這樣，下麵的官僚也絕對不敢落後。據崇禎五年的一個揭發案，淮揚地區的一個巡撫，他半年裏麵的贓款就是17萬兩。他走了，後麵一個繼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貪汙鹽款21萬兩。明朝派官員去視察西北東北的邊防，冰天雪地，士兵列隊檢閱。這個長官看著那些士兵悚悚發抖，忽然"撲"倒下了。
明朝官員的斂財，都是空忙了一場。等到明末農民起義進了北京抄家的時候全都沒收了。當初崇禎皇帝召集大臣，說形勢緊張，有個大臣問他：國庫裏還有多少錢？崇禎皇帝臉色很難看，說國庫這個事情我不能告訴大家。實際上他不肯動。
到三月初的時候義軍進來了，因此急了，可是，自己又舍不得出錢。他就要大臣、親戚、宦官捐錢。隻有兩家人家各捐一萬兩，大多數都是幾千兩。太監的頭目叫王之心，據說是最富了，傳說他有30萬兩，死活隻捐了1萬兩。一個大學士叫陳演，他說我平時很清廉，一個錢沒有，所以一毛不拔。等到李自成抄家的時候，就是這一毛不拔的人，先是把4萬兩銀子送到大將軍劉宗敏家裏，想蒙混過關。結果，他家裏的傭人揭發，說他家裏還有。軍隊一抄，抄下來銀子四萬八千兩，加上黃金160兩。
皇後是蘇州人，姓周，她的家裏抄出來白銀是51萬兩。起義軍在北京抄家，僅一個劉宗敏上交給李自成就是1000萬兩。可見朝中官員私吞了多少。李自成把國庫裏的那些銀子全部搬到西安，有用驢、用馬車搬，其中竟然有萬曆八年國庫裏的底銀始終沒有動過，算下來是三千七百萬兩，還有黃金150萬兩。萬曆皇帝的斂財癖好，終於得到了曆史的懲罰。
7.最高與最低結合
這人複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藥材，就在這清河縣前開著一個大大的生藥鋪。現住著門麵五間到底七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騾馬成群，雖算不得十分富貴，卻也是清河縣中一個殷實的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