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書記載，明朝時的徽州商人資本投資搞礦冶業，生產規模都比較大，雇工超過千人以上；江西的一些商人資本，投資搞瓷窯生產，結果投資者收益，雇工收入也比農業收入為豐。還有一些商人資本，投資搞造紙、紡織業，也對當時社會的生產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
如果說小說對腐朽的封建統治集團進行了不遺餘力地抨擊的話，那麼對於新興的商人勢力則抱著一種頗為複雜的態度來加以暴露。作者在傳統的道德觀念和"重農抑商"思想的支配下，總體上是將西門慶作為新興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把他寫成一個罪惡累累、欲壑難填、不得好死的惡棍。但與此同時，在新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覺地把這個不顧傳統道德、破壞封建秩序、蔑視朝廷法規、不信因果報應而一味瘋狂地追求金錢和女人、盡情地享受人世快樂的商人，寫得那樣精明強幹。他不僅靠勾結官府，非法買賣而獲利，而且也憑著有膽有識，善於經營而賺錢，就在短短的五六年間，從一爿生藥鋪起家，竟擁有了當鋪、絨線鋪、緞子鋪、綢絹鋪等五家商號，"外邊江湖上走標船，揚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有數十……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第六十九回），已成家資巨萬的豪商。他財大氣粗，地方上的巡按、禦史、內相、太監等紛紛前來屈尊俯就；出身於書香門第，"家裏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處房子"的秀才不得不受雇於這個不通文墨的商人（第五十六回）；饒有家財的孟玉樓改嫁時，不要"斯文詩禮人家，又有莊田地土"的舉人，卻認為西門慶"像個男子漢"（第七回）；"走下坡車兒"的向皇親隻以三十兩銀子的低價，就向炙手可熱的西門慶質當了一座大螺甸大理石屏風，外加兩架銅鑼銅鼓連鐺兒（第四十五回）；出身於"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之家的林太太，也心甘情願去填補這個"軒昂出眾"的大官人的欲壑（第六十九回）。
無情的現實已證明：象征著農本的、封建的勢力正在走向沒落，而新興的商人正憑著誘人的金錢，獲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西門慶宣布："咱聞那佛祖西天，也隻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顯然，作者在寫西門慶這個醜惡的強者時，半是詛咒，半是欣羨，以至寫他的結局時，一會兒讓他轉世成孝哥，以示"西門豪橫難存嗣"；一會兒又讓他去東京"托生富戶"，不離富貴（第一百回）。這種情節上的明顯錯亂，生動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價值取向正在轉變過程中的作者，最終還是在感情上遊移不定，難以用一定的標準去評判新興的商人。
8.小作坊有大市場
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蟒衣，並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程。
--《金瓶梅》第二十二回須臾，迎春從樓上取了一匹鬆江闊機尖素白綾，下號兒寫著"重三十八兩"，遞與吳銀兒。
--《金瓶梅》第四十五回西門慶因對老婆說："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綢來，好不好？"--《金瓶梅》第五十回
明代手工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棉織業。宋末元初國內開始植棉，明朝棉花的生產已遍於天下。國外引進的新的農作物有番薯、煙草、玉蜀黍。番薯、玉蜀黍的傳入和普遍種植，對農業發展有重大意義。明中期開始種植煙草,很快就遍布全國,到明末北方亦多種之。落花生已開始逐漸推廣。桑、麻、茶、甘蔗、荔枝、龍眼、藍靛、杉漆等農業經濟作物擴大了耕種麵積，為手工業生產提供了更多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