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元代也有一個紡織業的革新家--黃道婆（生卒年不詳），又稱黃婆，鬆江府烏泥涇人（今屬上海）。
黃道婆發明了軋棉的攪車，使得脫棉籽這道程序的工效大為提高。黃道婆還發明了4尺長、裝繩的大彈弓，使彈棉的速度加快了。她還推廣和傳授了"錯紗配色，綜線挈花"之法，後來鬆江一帶織工發展了這種技術且更加精益求精。黃道婆還把"崖州被"的織造方法傳授給鎮上的婦女，一時"烏泥涇被"聞名全國，遠銷各地。原來"民食不給"的烏泥涇，從黃道婆傳授了新工具、新技術後，棉織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到元末時，當地從事棉織業的居民有1000多家，到了明代，烏泥涇所在的鬆江，成了全國的棉織業中心，贏得"衣被天下"的聲譽。
更重要的是，黃道婆發明了3錠棉紡車，使紡織效率大為提高。馬克思在《資本論》裏說，當未發明珍妮紡紗機時，德國有人發明了一種有兩個紗錠的紡車，但能夠同時紡兩根紗的紡織工人卻幾乎和雙頭人一樣不易找到。可黃道婆早在元朝就發明了3錠棉紡車，比歐洲要早幾百年。
明朝前期，明太祖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鼓勵墾荒,進行屯田，社會經濟得到恢複和發展。明朝的農業生產水平超過前代，除水稻等糧食作物外，桑、麻、棉等經濟作物種植廣泛，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
宋、元之時，棉花的種植多在湖廣、江南一帶，到明初，山東、河南、河北及北京郊區等地也開始大量植棉,洪武二十年,彰德、開封、大名、東昌等地遷民上繳的棉花已高達七百五十多萬斤，明朝政府給賜軍隊的冬衣、棉花有了較充足保證。有的農民冬日可穿棉襖，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桑棗果木的種植也很普遍，許多農民靠此謀生。永樂時，布帛、絹絲、棉花絨和課鈔已成為明朝賦稅的重要部分，據永樂十七年的統計，這年共征收布帛一百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七匹，絲綿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零七斤，棉花絨五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斤，課鈔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五千六百零一錠，表明農村家庭的副業已日益恢複，經濟作物的種植比以前增多。
反映手工業工人高超技巧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的手工業是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在江南五府地區（蘇、鬆、杭、嘉、湖）和潞安（今山西長治）、福州、南京、成都等地的絲織業中，專用的工具品種繁多，花機高一丈五尺，結構比過去更為複雜，在蘇州市場上出售的織機有專織綾、絹、羅、紗、綢等各類織物的機種。弘治時，福州的機工改進織機，稱改機。提高了絲織業的質量和生產效率。棉紡織業是遍及全國的家庭副業。其中江南的鬆江布名聞天下。經過農民和手工業工人的長期生產實踐，出現了腳踏的紡車和裝腳的攪車（一種軋棉花去籽的工具）及各種改製的織布機。除蘇、杭等城市發展起來的絲織業外，在江南五府的各個鎮市中，以織絹為生的機戶愈來愈多，有的人已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如嘉興王江涇鎮"多織綢收絲縞之利，義務耕績",濮院鎮人"以機為田,以梭為耒"，蘇州的盛澤、震澤、黃溪等市鎮更是"有力者雇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區的農民，不少人專門從事農業經濟作物的生產,以供應絲織手工業的需要。如湖州（今屬浙江）的農民專植桑養蠶,以至桑麻萬頃。湖絲成為蘇、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興絲織業各城鎮的主要原料。僅次於湖絲的還有四川保寧（今閬中）的閬繭。閬繭不僅為本地所需，而且銷售到吳越和以織潞■著名的山西潞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