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開篇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念了幾百年，可是還是沒有弄明白，人性本善還是本惡呢？金錢與道德湊在一起，選擇哪個占據首位？人性的善惡也許這個時候能夠發揮它最大的作用了，如何選擇，得看這個人的做事原則是什麼。如果這個人沒有原則，金錢與道德對他來說都是一樣，哪個更有利就選擇哪個。如果這個人有原則，什麼樣的原則才算是善，什麼樣的原則又算是惡呢？況且做事的原則有時候是變化的，跟隨社會環境的改變，人們價值觀念的轉化，往往用一種標準並不能全部概括。
《金瓶梅》中的王婆，為了能賺兩個錢，幫人牽線搭橋，拐騙人妻；何九隻是手頭不寬裕，竟然昧著良心，瞞天過海，幫著西門慶焚燒武大；楊婆子也是一個見錢眼開的人，西門慶掏出三十多兩銀子，就樂得不行，拚了命為孟玉樓出嫁鋪路。
人們常說："金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金錢卻是萬萬不能的。"西門慶每次辦事，都是大把大把地扔錢，隻有錢到了，事情就辦成了。更加露骨的還有，韓道國的老婆王六兒，她的目的更明確--勾引住西門慶，從他身上得到好處。每次跟西門慶在一起的時候，不是讓西門慶派韓道國去做買賣，就是向西門慶要錢要衣，她所付出的則是肉體上的代價，倒是簡單明了。明朝中後期社會出現這樣的價值觀念，是物欲橫流的結果，還是人性本質變形的結局？明代皇帝極力鼓吹程朱理學，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的八股文成為科舉考試的惟一選擇，從而鉗製人們的思想。但是，與此同時，皇權高度集中又導致了統治集團的墮落，明中葉以後的一些皇帝，不是修齋建醮，書符咒水，就是聲色犬馬、貪婪荒淫。所以，在明代，無處不見程朱理學，又無處不見對金錢、權勢、女色的追求。
西門慶曾經叫囂："咱聞那佛祖西天，也隻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隻消盡這家私廣為善事，就使強奸了嫦娥，和奸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第五十七回）
這也標示著晚明社會思潮正在改變。那種赤裸裸的縱欲主義已成為一個新思想，並且這種新思想還被作為武器來對抗傳統封建倫理道德。以往被世人所不齒的追求自身享樂的人生目的，現在成了追求的目標。整個形勢的發展勢必忽略了人生責任和對自身價值的追求，進而逐漸演變成了倡導一種享樂主義、縱欲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頹廢生活方式。《金瓶梅》所展現的正是晚明社會中儒家價值觀念漸漸消解，佛教、道教日益世俗化，貪婪趨利成為社會主導的價值取向。從明代中葉以來，社會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尤其是在南方一些手工業發達地區，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社會物質生活的豐富，社會上奢侈享樂、越禮逾製之風愈演愈烈。
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拜金主義"在社會生活中急劇膨脹，出現了"金令司天，錢神卓地"的局麵。受封建倫理道德影響的封建官僚階層自身呈現出嚴重的人格分裂。雖然開口閉口仍是大講封建倫理道德，而實際行動上卻與封建倫理道德的"重義輕利"、"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價值追求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感相違背。很多官員為了攫取財富，利用自身特權參與了商業活動，甚至出現了"官與賈無別矣，賈與官亦複無別，無官不賈，且又無賈不官"的局麵。
李贄認為當時現實生活中的普遍趨向"如好色、好貨，如勤學，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蔭，凡世間一切治生產業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習，共知而共言者，是真"邇言"也"。對此他隻有一個解釋：勢利之心、趨利避害之心人人都有，這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心必然有私，"若無私，則無心矣"。因此他把人的自私欲望、趨利避害、追求享樂等看作整個道德的基礎。他認為趨利避害、追求享樂既然是人的本性，那就是合理的，不應該予以人為的限製。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認為封建社會的禮是非禮，而真正的禮應該是人人認同，順其自然的，"無蹊徑可尋，無塗轍可由，無藩衛可守，無界量可限，無扃鑰可啟"，一句話，就是完全沒有束縛，完全的自由。李贄看到了封建倫理道德對人性的壓抑，並以廣大民眾的價值趨向作為道德的基礎，這有其進步意義。但是他把趨利避害、追求享樂等視為人的本性和整個道德的基礎，並將其淩駕於一切社會規範之上，這顯然是對人性的扭曲。
明朝之所以使人性如此轉變，一切都歸於思想的束縛鬆弛，上層統治者的荒淫。明政府單方麵宣傳它的程朱理學，用程朱理學的盛行而使"節烈風氣盛行"；而下層人們並不像政府期望的那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經濟的繁榮，市民階層不斷壯大，他們不願意受程朱理學的束縛，肆意追求肉欲享受。森嚴的家長們"教導年輕好動的子孫們就範於現定的社會秩序，以期在社會上順利發展"，而統治者也通過貞潔坊給社會的女子一種道德的模範，鼓勵女子恪守貞操，盡婦人之道，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