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汙是個頭疼問題，好像每個封建王朝都不能避免，是體製的問題？還是人的問題？這還真得請社會學家們好好研究研究。
西門慶這個千戶的官可是用錢買來的，如果不從別的地方把買官的錢收回來，那這買賣不是虧了嗎？一樁人命案，千兒八百兩銀子，解決了，死了的倒黴，活著的照樣瀟灑。西門慶是典型的收受賄賂，貪贓枉法。按照明朝初年朱元璋時期的刑法看，西門慶收受的銀兩數目足夠處斬了。
早在朱元璋時期，他對懲治貪官汙吏表現出來的意誌堅強，近乎於不近人情。他對待貪汙受賄官員的嚴厲程度，使人聞之悚然。朱元璋規定，貪汙六十兩銀子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就是說把他殺了還不算，還要把他的皮扒下來，然後用草塞入皮中，製成人形，擺在公堂一側，使官吏一見便觸目驚心，用來警示後來的官員。另外還規定，百姓擁有將貪官汙吏"綁縛赴京治罪"的特權，如果事實成立，有功者還可以受到獎賞。朱元璋這一重刑典獄，一定程度上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貪官永遠是殺不完的。即便刑法如此嚴厲，仍就有很多人，置法律條文於不顧，依然我行我素。
有個叫郭桓的人，是國家征收賦稅的高級官員，他仗著權勢，盜買軍糧，最後竟然把國家軍用糧倉中三年的積蓄盜賣一空。當時，全國共有13個省，其中12個都和他有勾結，幾年之內貪汙的糧食竟然多達2400萬擔，相當於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事情敗露以後，朱元璋非常生氣，把郭桓處以重刑，並徹底清查，結果令朱元璋大吃一驚，涉案人員竟達幾萬人。即使人員很多，朱元璋還是把這些違法官員都殺了。一道聖旨下去，幾萬人的人頭全部落了地。
即使反貪力度如此之大，但明朝的大貪官還是"豪傑輩出"。最有能耐的還得說太監王振，他是宮裏的司禮太監，也就是說，這位是有權代皇帝批複奏章的"大太監"。他得勢的時候，公開賣官鬻爵，收受賄賂，甚至走私軍火賣給敵人。但一直沒人敢揭發他。他是胡鬧得讓皇帝當了俘虜後才被早就恨透他的護軍樊忠一錘打死，然後徹底查他的貪汙賬。以後的嚴嵩父子、劉瑾、魏忠賢不過是明朝貪官汙吏中"出類拔萃"者。
《明史》中記載，嘉靖時的進士、刑部主事、徐玠門生張翀，曾經上書彈劾嚴嵩父子：國家所恃為屏翰者，邊鎮也。自嵩輔政，文武將吏率由賄進。其始不核名實，但通關節，即與除授。其後不論功次，但覲問遺，即被超遷。托名修邊建堡，覆軍者得蔭子，濫殺者得轉官。公肆詆欺，交相販鬻。
這樣的貪官權奸，嘉靖皇帝長期倚之為左右手。到晚期由於禦史連續彈劾，嚴嵩終於敗露，嘉靖四十四年即皇帝死前一年，抄了嚴嵩的家，從他江西老家所抄出的財產為：黃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銀兩百零二萬七千零九十兩有餘，玉杯盤等八百五十七件，玉帶兩百餘束，金銀玳瑁等帶百二十餘束，金銀珠玉香環等三十餘束，金銀壺盤杯箸等兩千八百八十餘件，龍卵壺五，珍珠冠六十三，甲第六千六百餘楹(間)，別宅五十七區，田塘兩萬七千三百餘畝。餘玩不可勝紀……又寄貸銀十八萬八千餘(兩)。(《國榷》卷六十四，"巡撫江西禦史成守節上嚴氏籍產")嚴嵩之子嚴世蕃最後被抄家時，據《明史》記載："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值又數百萬。"古代的基層官員直接榨取民財或通過國家財政製度漏洞進行貪汙，而上級官員則主要通過索賄受賄來撈取好處。明代兵部尚書曾說過，地方府縣長官每一次進京述職，在京師花五六千金行賄。又有人指出，朝廷"每遣一人出京（指禦史出巡），即是其人養活之計"。就是說這位可以借機向地方官索要賄賂了。所以古代官場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以遠臣為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為內閣府庫"。這種利益分配模式其實就是坐地分贓。
《明史》《食貨誌》說，明朝賣官可稱為"捐納"，並製訂所謂"捐納事例"，明代"自憲宗（成化）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止"。
明朝中期的奸臣嚴嵩，"吏、兵二部每選，請屬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而這種方式取得的官位，明顯是一種買賣關係，這種人當官也是有明確產出與投入比較。導致"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困。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逾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明朝的宦官勢力頗大，也往往"賣官鬻爵，無所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