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章節基本上描述的是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所涉及的東西，也是東家長西家短，油鹽醬醋茶，勾欄瓦肆，風土人情，等等，從中能夠透視出明朝社會人們生活中穿衣吃飯的講究，逢年過節的風俗習慣，以及生活中的各個方麵。
1.外來和尚會念經
西門慶見神仙進來，忙降階迎接，接至廳上。神仙見西門慶，長揖稽首就坐。須臾茶罷。西門慶動問神仙："高名雅號，仙鄉何處，因何與周大人相識？"那吳神仙欠身道："貧道姓吳，道號守真。本貫浙江仙遊人。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雲遊上國，因往岱宗訪道，道經貴處。周老總兵相約，看他老夫人目疾，特送來府上觀相。"--《金瓶梅》第二十九回
《金瓶梅》中描寫許多佛徒與道士的活動，極盡嘲諷之情。書中的道教齋醮活動，被認為是道士借以斂財謀利的工具；潘金蓮為武大郎"念佛燒靈"時，眾僧醜態百出，作者就此評論說："世上有德行的高僧，坐懷不亂的少。古人有雲：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鬼樂官"，四個字便是"色中餓鬼"。"這樣的佛教徒所進行的宗教儀式，在世人的眼裏已經完全失去了神聖宗教的應有之義。
明朝社會，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傳統宗教日益世俗化，宗教之中的神秘感也逐漸減退，大部分僧道之人，隻是身穿僧衣道服，可是並不都是佛祖門生、三清弟子，更多的是帶有功利性的過場。
明代僧人湛然圓澄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慨古錄》，他對當時僧人風氣的腐敗和僧人隊伍的龐雜性感慨萬端："或為打劫事露而為僧者，或為牢獄逃脫而為僧者；或為妻子鬥氣而為僧者，或為負債無還而為僧者；或夫為僧而妻戴發者，謂之雙修；或夫妻皆削發，而共住庵廟，稱為住持者；或男女路遇而同住者；以至奸盜詐偽，技藝百工，皆有僧在焉。"這樣的僧尼"一生之事已畢，意不知五蘊、六塵、四禪、八解為何語"。至於道教中日益世俗化的道徒混跡於市井，以煉丹求仙、點石成金的騙術來攫取財富的劣跡更是不少。
明朝人們的宗教信仰也根據統治者的變化而變化，根生於本土的道教，在嘉靖一朝呈繁盛趨勢，因為當時的皇帝本人就非常信奉道教。到了萬曆朝，皇帝對佛教的興趣大增，於是，滿朝人員又開始崇奉佛教。正當明朝時期的中國閉關鎖國,西方卻經曆宗教改革、文藝複興,然後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基督徒開始了一場征伐異邦、傳播上帝福音的"精神戰爭",中國社會迎來了宗教信仰的"興盛"時代。這場精神征伐在中國的最典型代表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東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古代有兩次大的碰撞。一次是佛教由魏晉時期傳入中國，從此以後，成為中國第一大宗教。第二次是在明朝時期，由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傳入中國的天主教。明朝中後期，天主教在皇宮貴族，以及平民百姓生活中得到認可，影響一批人接受西方的文化。
利瑪竇（1552~1610年），意大利人，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出生在意大利安可納州馬切拉塔城一個貴族家庭。21歲時加入耶穌會，23歲在羅馬學院接受神職教育，並從名師學習文學、法律、神學的同時，進修幾何學、天文學、地理學等自然科學，成為一位知識淵博的青年學者。
利瑪竇於1577年（明萬曆五年）報名參加耶穌會前往印度的傳教團。1580年他28歲時升任神父。1582年4月（明萬曆十年）奉耶穌會遠東巡閱使範禮安之命到澳門學習中文。利瑪竇從印度果阿出發，四個月後到達中國。
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利瑪竇來到廣東肇慶，並很快與肇慶地方官員搞好了關係，被批準擇地居住和修建教堂，但當地士紳、百姓，稱他們為"番僧"，不時發生矛盾衝突。為緩解當地百姓的敵對情緒，利瑪竇等穿起中國式的大褂長袍，決定暫時不談宗教，並出重金聘請當地有名望的學者介紹中國情況，講解經書，以便與中國知識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語言。他們又用西方科學技術、新奇的西洋方物等吸引中國人，博取當地民眾的好感。他們積極學習中國文化，將天主教義融合進中國的古代經籍之中，從《中庸》、《詩經》、《周易》、《尚書》等書中摘取有關"天"和"帝"的條目，比作西方天主教義中的天主。換上儒裝，一邊學習翻譯中國的四書五經，一邊接近中國的士大夫階層。
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利瑪竇以進貢方物的名義來到北京。第二年獲準向明神宗進貢天主圖像、天主母像、天主經、珍珠鑲十字架以及報時鳴鍾、萬國圖誌等。
據說獲許晉京純屬巧合。萬曆皇帝有一天忽然想起，有奏本稱幾個西夷進貢者清單中有自鳴鍾、西琴等物，他急於一睹這自鳴鍾的模樣，這才頒旨命利瑪竇一行進京。而一見到自鳴鍾，皇帝就著了迷。特地在皇宮內為自鳴鍾蓋了一座鍾樓。萬曆皇帝第一次看見那座高大的自鳴鍾時，鍾還沒有調好，於是他命令立刻召見神父們。其實，他不僅對傳教士們進貢的禮物有興趣，也想看看這些送禮的外國人。但最後他並沒有親自接見傳教士們，而是派了兩個畫師去給利瑪竇畫了像。利瑪竇被特許在宣武門附近租住民房，明朝政府每隔四個月給他們發一次津貼並且每月可獲一筆官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