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的當鋪還用術語，代替數字的隱語。如"道子"是一，"眼鏡"是二，"爐腿"是三，"叉子"是四，"拳頭"是十。當鋪在寫當票時，多用草書、減筆或變化字，跟現在有些醫院裏的醫生開的藥方一樣。
其功能一是寫時迅速，一揮而就；二是行外人難以辨認、摹仿、篡改、偽造；三是防止不法當商來欺騙當戶。
較大的當鋪收金銀首飾、古玩、字畫等昂貴物品，一般當鋪隻收衣物等非貴重物品。但當鋪一般不收來路不明之物，防止惹是生非。當鋪不論收什麼物品，一律寫"破舊"字樣。比如一般衣服，件件都寫"蟲吃鼠咬"字樣。就是當物完整無缺的，也寫"破舊"二字。如一件嶄新皮襖，要寫成"光板無毛"；一隻金表，也要寫成為破銅表。其目的是預防萬一存儲期間有所蝕損，可以堵塞當戶爭執。但當鋪對當戶的東西保管得特別經心，為的是到了死當（典當人沒有能力贖當）時，自己多賣錢。
當鋪內手續繁多。當衣物者到了當鋪，先將衣物交給司櫃看貨定價，押金通常要低於衣物的一半。成交後由司賬記上賬，打包之後高聲唱："收貨入庫。"然後付給收據，稱為"當票"，上載明當物、抵押款數和時限。當期一般為六個月至十八個月，月利率高達二分五厘至三分。如到期不贖者，稱為"死當"，由當鋪轉手倒賣。
每家當鋪裏都有坐櫃和站櫃兩個人。坐櫃，主要是為了在站櫃與當戶發生爭執時，好打圓場。比如當戶嫌給價太少，拿著當物要走的時候，坐櫃趕忙起來打圓場。如站櫃的說"拳頭、道子"，意思是已經給十一塊錢了。坐櫃認為可以再加兩塊時，就用"拳頭、爐腿"，暗示給十三塊錢。總之，遇到值錢的東西，他們就盡量不讓當戶走開。
如果當戶堅持要高價，雙方不能達成協議時，他們便用當戶識別不出的手腳，把當戶的衣物等給整理好。其方法是：把衣服上身的一隻袖子反疊，袖口朝下；褲子折三折；如是金貨，就用試金石輕磨一下；如是金表，則將表蓋微啟一點。第二家當鋪一看，心裏就有數了，所給的當價，就會與第一家差不了多少。這樣，當戶最後還是隻得用低價當出。
《大明律·戶律》規定,"無論私債或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不得過三分,年日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餘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又如借款人違約不還犯罪"。"凡"負欠私債違約不還者,五兩以上,違三月笞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兩以上,違三月笞二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五十,並追本利給主"。還如出借人的違法索債犯罪"。
"若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生產者,杖八十。若估計,過本利者,計多餘之物坐贓論,依多餘之數追還。若準折人妾、子女者,杖一百。強占者,加二等,因而奸占婦女者,絞。"典當鋪是個一本萬利的行業，各大商人，都有開當鋪的意願。明人周暉在《金陵瑣事錄》中稱："當時南京的當鋪總有五百家，福建鋪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鋪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貧民。"明代休寧人程鎖在江蘇溧水開當鋪，堅持"居息市中"，"終歲不過十一"，"使得細民稱便，爭赴長公(程鎖)"，他本人也從一個資本不大的典當商，成了"累資萬金"的富翁。
3.人配衣服馬配鞍
良久，隻見李瓶兒梳妝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兒，翠蓋拖泥妝花羅裙，迎春抱著銀湯瓶，繡春拿著茶盒，走來上房，與月娘眾人遞茶。
--《金瓶梅》第二十回二人看了一回，西門慶忽見人叢裏謝希大、祝實念，同一個戴方巾的在燈棚下看燈，指與伯爵瞧。因問："那戴方巾的，你可認得他？"伯爵道："此人眼熟，不認的他。"--《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李瓶兒道："我的白襖兒寬大，你怎的穿？"叫迎春："拿鑰匙，大櫥櫃裏拿一匹整白綾來與銀姐。""對你媽說，教裁縫替你裁兩件好襖兒。"因問："你要花的，要素的？"吳銀兒道："娘，我要素的罷，圖襯著比甲兒好穿。"--《金瓶梅》第四十五回
俗語講："人靠衣裳，馬靠鞍。"曾幾何時，服飾隻是作為遮羞之用，可是隨著社會發展，文明意識高度深化，物質生活空前發達，人身上的遮羞布也已經變成一種文明的體現，顯示出一個社會和時代發展的進程。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明朝中後期的服飾從生產、供銷到消費諸環節都發生了與傳統生活方式迥乎不同的異動傾向，呈現出鮮明的文化特征。
服飾已經超出了它穿著打扮的實用價值，成為一個人社會地位、貴賤尊卑的標誌。早在戰國時代，荀子就提倡"衣服有製，宮室有度"(《荀子·王製》)，西漢時賈誼又詳細闡述了"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新書》卷1)的意義，所以，每個朝代的更迭中都會對本朝服飾做一番修整，成為一項政治工作。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冠服之製"。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國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複衣冠如唐製"的詔令，對全國官民百姓衣冠服飾的形製、質地和顏色都做了嚴格規定：士民皆束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卍字頂巾，係紅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絲、綾羅、綢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許與庶民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