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朱元璋覺得四帶巾不盡完善，"複製四方平定巾頒行天下，令士人吏民鹹如式製服之"，又令"男女衣服並不得用金繡錦綺、絲綾羅，止用綢絹素紗，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銀，靴不得裁製花樣、金錢裝飾，違者罪之"。
為了確保這些製度的貫徹執行，洪武十三年(1380年)頒布的《大明律》特設"服舍違式"條，對於越級使用服飾的行為做出嚴厲懲處："若常服僭用錦綺、絲、綾羅、彩繡……及將大紅銷金製為帳幔、被褥之類，婦女僭用金繡閃色衣服、金寶、首飾、鐲釧及用珍珠綠綴，衣履並結成補子蓋額纓絡等件，娼妓僭用金首飾鐲釧者，事發，各問以應得之罪(即按有官者杖一百，罷職不敘，無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長)，服飾器用等物並追入官。"朱元璋的服飾製度，建構起了明初等級森嚴的政治體係，建構起了尊卑有序貴賤分明的服飾文化氛圍。這種文化氛圍的突出特征是單調、保守、拘謹、呆板。而明朝中後期服飾的"去樸從豔"、"僭擬無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來的禮法道德秩序，則是其最重大的社會意義所在。
自明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富商大賈不再甘於禮製的約束，憑借財勢恣意享樂，一擲千金在所不惜，從而帶動了整個社會風尚的嬗變。作為商品經濟新時代的開始，或者說具有改變傳統社會生活模式性質的風俗變遷，是從正德、嘉靖年間開始的，萬曆時臻於極盛。
著名學者顧起元(1565~1628年)還以其親身見聞概括了南京的風尚變遷："正、嘉以前，南都風尚厚為醇厚……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後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麵、治酒漿、工織為常，珠翠綺羅之事少，而擬飾娼妓、交結媼、出入施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但是正、嘉以後的變化，如同風雲際會瞬息萬變，他借用東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中的一句話來說明："今京師貴戚，衣服、飾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製，僭之甚矣。"進而感慨"近日留都風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風在閭左，富戶甚於縉紳"。
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的現象。在南直鬆江，"奴隸爭尚華麗"，"女裝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與士宦漫無分別"。
萬曆時曾任吏部尚書的張瀚(1513~1595年)這樣總結說："人皆誌於尊崇富侈，不複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高，雖逾製犯禁，不知忌也。"準確明了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在服飾方麵的心態，成為今人研究明朝中後期服飾文化特征的不刊之言。
如內閣首輔張居正政治上銳意改革，生活上卻極盡奢靡，"性喜華楚，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一時化其習，多以侈飾相尚"；工部郎徐漁浦，"每客至，必先偵其服何抒何色，然後披衣出對，兩人宛然合璧，無少差錯"。在這種價值導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競相以奢侈，"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終於蔚為一代時尚，向明初確定的禮法道德秩序展開了猛烈的衝擊。
朱元璋曾嚴厲禁止官民百姓服飾僭用龍鳳紋，違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
明代官服中最具特色的是烏紗帽，烏紗帽翅因戴者官職、身份不同而各異。其形製前低後高，兩旁各插一翅，通體皆圓。帽內另用網巾以束發。
朱元璋曾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規定，文武百官視事辦公的常服--團衫，其前胸後背均綴用金銀彩線繡成的飾服，稱為"補子"，其服遂名"補服"，以標識品級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駙馬繡麒麟、白澤(傳說中能言、通達萬物之情的神獸)，文官一品繡仙鶴翩翩翱翔，二品繡錦雞安然漫步，三品繡孔雀衝天著地，九品則繡鵪鶉覓食草叢，未入流的雜職官繡練鵲。至於教坊司樂工，其地位卑鄙，隻能戴青色卍字巾，係紅綠褡，常服則綠頭巾，"以別於士庶"。教坊官由於"近墨者黑"，亦被視為"有溷清流"。
然而這個嚴密的等級體係卻在明朝後期被衝開了一個大缺口，"向聞教坊官繡補俱圓，其實正方，與朝臣無異，且亦衣練鵲如士夫"，甚至樂工的裝束也是"進賢冠束帶，竟與百官無異，且得與朝會之列"。教坊司妓女由於經常出入交際場中，完全突破了隻許穿劣質衣服的禁令，"娼優服飾侈於貴族"，並領導著時裝潮流，新式新製，世間爭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恥類娼妓，自劉長史更仰心髻效之，漸漸因襲，士大夫不能止。近時冶容，猶勝於妓，不能辨焉。""南曲衣裳妝束，四方取以為式"，特別是秦淮名妓的服飾，號稱"時世妝"，更為世人所模仿。本來隻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賤民，如今卻成了時裝潮流的領袖，這當是明初肉食者們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