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一種“無術之術”，一種治軍、治國的方略。《孫子兵法》提出為將須具備“五德”，即“智信仁勇嚴”。諸葛亮《將苑？將材》曰：“進有厚賞，退有嚴刑，賞不逾時，刑不擇貴，此謂之信將。”《百戰奇略？信戰》曰：“上好信以任誠，則不用情而無疑，故戰無不勝。法曰：‘信則不欺。’”《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曰：“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孔子非常重視信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論語？顏淵》記載了他同學生子貢的一段對話：“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他還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論語？衛靈公》）縱觀曆史，人際間能否踐諾守信，對於人類社會的治亂興衰至關重要。《史記？晉世家》記載了這樣一個曆史事件：晉獻公自覺病入膏肓，托孤於大臣荀息，獻公“乃謂荀息：‘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荀息曰：‘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慚，是為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後晉國大亂，荀息為信守對晉獻公的承諾直至生命的最後一息。商鞅“立木取信”而推行變法，強軍興國；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而嚴肅軍紀，重振軍威；孫武吳宮教戰，立斬吳姬，遂使“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佐吳王闔廬“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春秋無義戰，弑君三十六，造成社會動亂，百業凋敝，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具體緣由也千差萬別，但統而觀之，恐怕也大多同當權者的輕諾寡信密切相關。
“信”是一種人際關係，是一種人際間交往的至誠至善的境界。《春秋梁傳？僖公二十二年》曰：“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詩經？王風》曰：“謂予不信，有如？日。”意謂你若不相信我能踐行諾言，有白日為我作證。
《墨子？修身》曰：“源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禮記？儒行》曰：“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忠信以為甲胄，禮義以為幹櫓。”《淮南子？說林訓》曰：“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王安石《辭同修起居注狀》曰：“忠者不飾行以僥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東漢唯物主義哲學家王充在《論衡？自然篇》中作了這樣的描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服於吾，亦忘也。’”按照王充的觀點，人際交往間的最高境界是信，而信的最高境界是“忘”。
（三）誠信互訓和誠信的“唯義所在。”
誠與信是緊密的連為一體的，以致人們常常把它們聯係在一起使用，或者認為誠與信是互訓的。《說文解字》對誠的解釋是：“信也。從言，成聲。”對信的解釋是：“誠也。從人、從言，會意。”據《論語》記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用典製、德行、忠誠、守信這四項內容來教導學生。
《論語？泰伯》載孔子語曰：“篤信好學，死守善道。”即是說，信仰堅定而傾心好學，誠實守節至死完善大道。據《論語？陽貨》記載，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回答說能在天下施行五種德行就是仁了，子張請教是哪五種德行，孔子回答說：“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可見，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誠與信是緊密相連的。先秦諸子百家及其後的宋明理學家們，不僅對誠與信的內涵作了哲學思辨的演繹，而且對兩者的相互聯係和相互依存作了各自的闡發。《荀子？哀公》：“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誇誕生惑。”《管子？樞言》：“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程頤《周易？程氏傳卷二》：“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張載集？正蒙？中正》：“誠善於心謂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