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極力推行的“德治”的實質是“禮治”，他教導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何謂禮？禮即周禮。“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
（《八佾》）而禮的施行同仁密切相關。“人而不仁，如禮何？”
（《八佾》）“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顏淵》）那麼又什麼是仁呢？孔子的回答是仁即“愛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苟誌於仁矣，無惡也。”
（《裏仁》）“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仁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最完美的倫理觀念和品德，而禮是仁的外在形式表現，是最完善的倫理規範和製度。禮的施行必然以仁為條件，而仁的實踐必須以禮為規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孔子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廣泛係統地學習典章 侯、卿、大夫是也。”（《資治通鑒？卷一》）就是說，禮是靠分和名來維係的。所以，“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所以，“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所以，當“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史記？孔子世家》）所以，任何時候麵對任何有違於禮、不合於分、不當於名的言行，孔子從來都是義正詞嚴，毫不退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即使是對於輔佐齊桓公稱霸諸侯聲譽鵲起的管仲，孔子的評判也同樣是恪守禮的標準：“子曰：‘管仲之氣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八佾》）
（三）以身作則，不令而行
孔子認為，執政者首先要能夠行得端、走得正，行為人範，正人先正己，這樣才能政令暢通，不令而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其次是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為完成職務所賦予的職責和使命嘔心瀝血，吃苦耐勞，不知疲倦，忠於職守，保持昂揚的精神狀態。――“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再次是踏踏實實地做事，老老實實地做人，盡心盡力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不能為達到某種目的，或為貪圖眼前的某種小利去搞什麼政績工程，否則就做不成什麼大事。――“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子路》）在這樣的執政理念的指導下，孔子對那些身正行端的執政者極為推崇，他盛讚鄭國大夫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相反，對於那些位顯行穢的當權者卻不屑一顧：“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