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主張“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張》）。對於學業優秀德才兼備的弟子，孔子堅決支持他們出仕，他毫不掩飾地稱讚冉雍：“雍也可使南麵。”（《雍也》）相反，對於學業尚不圓滿和德才尚不具備出仕條件的弟子，孔子則堅決地予以反對，“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先進》）孔子之所以反對子羔出仕，嚴厲斥責子路推薦子羔擔任費邑的長官是“誤人子弟”，是因為他認為“柴也愚”（《先進》）――子羔愚笨，且學業尚未圓滿，處事不達權變，貿然出仕，必貽害無窮，違背了孔子“學而優則仕”的一貫主張。孔子一生一方麵積極進取，堅持“學道不倦，誨人不厭”，始終充滿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喟然長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史記？孔子世家》）他不無風趣地對勸阻其出仕的弟子說“：我豈匏瓜哉，焉能係而不食？”（《史記？孔子世家》）另一方麵又樂天知命，隨遇而安，瀟灑曠達，既不降誌辱身以求進取，也不隱居放言消極避世，他對品學兼優的得意高足顏淵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述而》）認為隻有自己和顏淵能夠做到“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對於自己這種可仕則仕，當隱則隱，能進則進，宜退則退的政治態度，他作了這樣的概括：“篤信好學，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麵對屢屢碰壁，鬱鬱不得誌的境遇，他的態度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
（六）選賢任能，因才適用
孔子認為，執政興業，人才難得，自古皆然。“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因此，他十分珍惜人才，為培養和造就人才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
（《史記？孔子世家》）他非常讚賞自己的弟子顏淵，不無得意地讚歎道：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雍也》）他甚至明確表示如果有一天顏淵發財致富，自己將心悅誠服地為他做一名忠實的管家――“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史記？孔子世家》）顏淵不幸早逝，孔子悲痛欲絕。“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相反，對於那些懶散懈怠的弟子，孔子一方麵予以循循善誘，一方麵則毫不留情的給予嚴厲地批評“：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
有這樣三個曆史故事，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選賢任能在孔子執政理念中的重要地位和分量。其一，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到魯國訪問，詢問孔子說，從前秦穆公能以一個地處偏僻之壤的小國而雄霸諸侯，其奧妙何在呢？孔子回答說：“秦，國雖小，其誌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爵之大夫，起累絏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把秦國雄霸諸侯的原因歸結為執政得當，特別是不拘一格起用以五張黑羊皮贖回來的百裏奚，委以重任，贏得了齊景公的嘖嘖稱讚。其二，“子遊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台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嚐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子遊在武城邑做地方長官，孔子問：你在那個地方發現人才了嗎？子遊回答說：有個叫澹台滅明的，行路不走小道，沒有公事從未到過我的住所。這裏雖然紀錄的是師生間不經意的簡單對話，我們也足以從中看出，孔子對作為一方地方長官的弟子在執政過程中是否重視人才問題的熱切關注。其三，臧文仲為魯國大夫，明明知道屬下柳下惠是個不可多得的賢才，但卻並不舉薦他，孔子評判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由此可見，孔子把薦舉和錄用賢才作為執政者責無旁貸的要務之一，倘不能舉用賢才便是失職或瀆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