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9年，我沒能考上大學，沒能從事我向往已久的地理學專業，沒能成為一名軍人，總之我遭遇了許多我無法承受的事。然後我便在省城濟南像乞丐一樣四處打工，遊蕩，曾因為煤氣中毒在醫院昏迷不醒，也曾醉橫倒在青海西寧城郊，一個好心的牧民之家把凍昏的我救活……總之，我慶幸，我還活著。也就是那一年，我寫了一首詩，其中的一句是：“從零公裏的荒原出發，我和我的影子踩著太陽，去追尋天堂。”
那年冬天，我兩手空空身心俱疲回到了小鎮。百無聊賴的我碰到了高中同學三子。他在小鎮中學當英語教師，他對我訴苦說他手下的學生都是英語盲，沒有一個人能教得出來。我就對他說，這些日子我也沒事兒，幹脆給你們學校的學生辦個英語補習班吧，你跟校長商量商量。沒想到三子辦事兒挺神速，五天後，我就成了全校68名初二學生的寒假補習教師。
真的站到了講台上，麵對著一雙雙單純又清澈的眼睛，突然感到了莫名的緊張。這時我才知道，我應該對這些孩子們負責。不幾天，我開始發現這些學生最需要的不是課本知識，而是荒原孩子們最缺乏的自信、是走出荒原小鎮闖蕩外麵世界的氣魄和勇敢。為此，我不再一本正經地給他們講課。我開始和他們一起做夢，嚐試著並且努力用我的所能給他們灌輸自信與執著。為了強化他們的意誌，我帶著他們在零下十度的雪地裏進行越野跑，給他們講清代黃河口四名進士是怎樣成功的，講《大眾日報》創始人之一的李竹如在黃河口荒原上成長的經曆……最後一天，我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隻要肯努力，肯定能考上大學，肯定會成功，天堂就在你們心中。”
學生們瞪大了眼睛，我也瞪大了眼睛。當越來越多的學生自信自己能夠學好課本、會成功的時候，我發現我是愛他們的。短短21天的補習班結束的時候，我甚至想過我是不是應該收他們每人3塊錢的補習費，因為我給他們講的課本知識真的很少，但有一點我還是問心無愧，我肯定我傳給了他們自信和驕傲，這應該是荒原小鎮的孩子們最需要的。臨分別的那天，鎮上沒有照相的地方，我們也未能留下一張“師生合影”。我拿出了一大張白紙，68名學生很認真地在上麵寫上了自己的名字。
後來，我再也沒去過那所中學，幾度輾轉，我最後在油田的地質勘探隊找到了一份離自己性情最近的工作。
因為那個補習班，才有十年後這群陌生青年的來訪，他們都是補習班上的學生。一位女孩子告訴我，她已是山東師範大學的大三學生了。她還說，他們那一屆學生是小鎮中學升學率最高的一屆，68名學生中，共出了6名大學生，13名中專生。這個數字對某些城裏的學校算不得什麼，但是在我老家那小鎮的中學，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夥年輕人已經約好了，說晚上要在小鎮上最好的“宋家飯店”請我。我愉快地答應了，我驚奇：一事無成的我竟也做了一件大好事。
那天我們玩得很是盡興。我們越發相信：天堂真的在我們心中。
聰明人寧願看到人們需要他而不是感謝他。
我的心在驕傲地翱翔——趙小勇
在我14歲的時候，我被送往柴郡學院去讀書。那是一所設在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學校，是專門為家庭有問題的男孩子設立的。我的問題是我的酗酒的母親，她的狂縱拆散了我們的家庭。父母離異後，母親一直是由我來照管，直到我在八年級時幾乎所有的功課都不及格為止。最後，我的父親和一位中學校長決定把我送進一所擅長體育而訓練嚴格的寄宿學校(對於我酗酒的母親也是一個理想的距離)，他們認為也許這所學校能給我提供一個從高中畢業的機會。
在柴郡我的新生一年級的入學典禮上，最後一位講話的是紀檢總長——弗雷德·奧利爾，他過去在耶魯大學時曾是一名泛美橄欖球運動員。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長著雙重下顎和粗壯的脖子，看起來就如同耶魯吉祥物：“叭兒狗”。當他移動他那龐大的身軀向前對著話筒講話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絕對地靜了下來。坐在我旁邊的一位高年級學生悄聲地對我說：“孩子，千萬別讓這個人看見你，不論是過馬路還是在幹別的，總之別讓這個人知道你的存在。”
奧利爾先生那天夜裏在學校大會上的講話很簡短，主要內容是：“不許！我再重複一遍，不許走出校園，不許吸煙，不許酗酒，不許同鎮上的女孩子接觸。如果有人觸犯了這些規定，將會受到嚴厲懲罰。另外，我個人還要踢你這頭蠢驢！”正當我以為他已經結束了講話的時候，他又以一種緩慢而低沉的語調講：“如果你們有人有什麼困難的話，我辦公室的門隨時都向你敞開著的。”這句話在我的內心深處產生了巨大的震動。
隨著學校裏生活歲月的流逝，我母親的酗酒也開始變得更加嚴重。她幾乎不分晝夜地打電話到我的宿舍，用含糊不清的語句請求我退學回家，同她住在一起。她發誓她一定停止酗酒，而且我們可以到佛羅裏達去旅遊，諸如此類。我愛她，對我來說，拒絕她是很痛苦，她的每一個電話都攪得我心上下翻騰，我感到自己犯了罪，非常羞愧。我是非常非常的迷亂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