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風雪茫茫的黑夜，一輛雪橇從穆善斯克村向車站駛去。雪橇上坐著兩個人：棺材匠茹爾金和他的表兄彼得。
趕車人瓦夏尼亞問茹爾金；“哪末，依你說，你這是去找好事情啦？”
“我們在這兒已經熬夠了，”茹爾金回答說，“我都不記得多久以前有人定做過棺材啦。現在大家都自己動手了。木匠活也很少，難得有人叫去釘個窗框什麼的。這個年頭，誰還蓋房子呀？我們有一塊地，如今又要給集體農莊收去了。可是我家裏張著6張嘴，外加我和老婆：每人一塊麵包，就得8塊；每人2塊，就是16塊呀……”
“開銷真大！”瓦夏尼亞說，“現在成千上萬人往建築工地去。前天勃魯多夫村又走了4個。人家說，可以掙到很多錢。”
時值1929年冬至1930年春，“5年計劃4年完成”的口號響徹全國。許多大型企業在各地興建。農業集體化正在全麵進行。大規模建設吸引著人們。人們抱著不同的目的投入建設的洪流，並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改造自己。
茹爾金和彼得去的地方，是克拉斯諾高爾斯克“焦炭化學廠”建設工地。
茹爾金為人老實本分。在工地上，他安分守己，一心隻想多掙錢。他白天幹活，晚上給人修手風琴。當他攢了一點錢之後，小私有者的幻想又開始引誘他：“我最少也得攢上1500盧布，那時候，我就到一個什麼地方去自己開個廠子……我是做貴重木器的細木工，象這樣的木工全俄國也不超過100個……”
他寫信告訴妻子，他的工作很牢靠，能掙不少錢，而且從手風琴上也可以掙到一點副業收入。以後，隨著建設規模擴大，據說，好處還會更多呢。他從縫在衣服裏的錢中拿出50盧布寄回家，自己留下同樣的數目，防備萬一，可作車費。
他的表兄彼得是一個化了名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去工地的目的，是為了隱藏起來。彼得的弟弟索烏斯丁在莫斯科《勞動報》社工作，兩人已多年不通音信了。
一到工地，彼得便與富農投機商阿格拉芬娜·伊萬諾夫娜相勾結，並買通了工地合作社主任斯索伊。他們利用工地製度不嚴的缺點，偷盜公家的貨物，在集市和附近村莊出售。彼得還利用因交通阻塞，工人工資一時發不下來的機會，煽動工人，進行破壞。
彼得的所作所為，茹爾金都看在眼裏，暗自替他擔心，也曾相勸過他。彼得的表現，引起工會幹部波多普利果拉的警惕。他預感到“有人在暗中挑唆，是敵人的勾當！”但究竟是什麼樣的敵人，一時還不知道。
他對被煽動起來拒不卸車的工人們說：“難道你們這些勞動人民，聽信敵人的話，破壞自己的切身事業，工農的事業，不覺得害羞嗎？”波多普利果拉是煉焦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在最艱苦的時刻對黨的事業也充滿了信心。在他的幫助下，茹爾金當上了木工廠裝配車間的組長；他用共產主義思想，使茹爾金的眼界開闊了。
以前，茹爾金以為到工地上來的人都和他一樣，是為了找碗飯吃。但是在勞動中他看到人們除為了掙飯吃外，還有其他更崇高的目標。他變了。他覺得“腳下的土地變得堅實得多，在這塊土地上，他是個自己人了”。他拚命地工作，晚上也不回工棚去睡，一天工作16個小時。他建議：為了不讓財產遭受損失。每個工段都組織起誌願隊。一旦有事——馬上召集，立刻出擊。
茹爾金終於成長為一個自覺的社會主義勞動者。
彼得的弟弟索烏斯丁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滿腔熱情地投身革命，離別家鄉已有10年之久，但思想上與舊世界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怕“變革”，怕“冒進”，幻想過舒適平靜的生活。他身在報社工作，卻脫離人民的真正生活，追求所謂具有“崇高、永恒旋律”的那種生活。黨向富農發起堅決進攻時，他覺得自己被“看成了外人”；他的富農姐姐寫信告訴他，彼得已經潛逃，村蘇維埃將把她的房子作為富農的房子加以沒收，他想的是：姐姐是一個無依無靠的老處女，我現在是唯一能夠幫助她的人。
但索烏斯丁畢竟不是蘇維埃的敵人。他渴求真理，對自己的狀況並不滿意，“他的良心要求他果斷地向什麼地方前進，而且刻不容緩”。他重返故鄉穆善斯克村，親眼看到了農村無產階級堅定地維護自己的權利，維護集體化，而富農分子則夢想恢複失去的天堂。這時，他對敵人的麵目和鬥爭的尖銳性認識得更加清楚了。現實鬥爭幫助他認清了黨向富農堅決進攻的政策的曆史必然性。
和索烏斯丁一起的還有他的情人奧爾迦。她受過相當的教育，幻想成為一名藝術家、歌唱家，渴望掌聲、榮譽。她崇拜葉賽寧，書桌上總放著詩人的照片。她和索烏斯丁保持不正常的關係，似乎感到找到了追求的東西，但又覺得精神空虛，包袱沉重。她深為自己與沸騰的生活不能合拍而感到極大的痛苦。她要找尋出路。
在共產黨員茲賓的幫助下，她走出了自己的小天地，把葉賽寧的照片鎖進了抽屜，撕掉了和索斯烏丁合拍的照片，參加了訓練班，成為建設工地上的一名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