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個嬰兒，其父母的身世比較複雜，從這個嬰兒降生一刻起，就有些糾纏不清的東西始終陪伴。因此在北京的總公司裏，形成了兩派之說：本土派與台灣派。
目前，公司總裁叫李永年，他是台灣投資方聘請的總經理，人稱李總，他是台灣人，曾在台北和高雄任職於兩家不同的齒科診所，具有豐富的行業經驗，現在，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就是在深圳、上海、北京這三個城市之間飛來飛去。
上海方麵的總經理，叫朱川，作為本土派的代表人物，他有著特殊的背景，他的父親是中央一位部長級別的首長，眼下，老首長已有八十九歲的高齡，住在高幹病房裏，據說已經跟植物人差不多了，每天靠注射昂貴的進口營養藥物來維持生命特征，當然，一切費用由國家負擔。
老首長有三子一女，都加入了外籍，兩個兒子在美國，朱川是次子，在日本，女兒在英國。順便說一下，中國的高官大都如此，或留在官位，或退居二線，頤養天年，仍然懷著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堅持不懈地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他們的子女大都在海外定居。
作為母公司的北京上市公司，並非從事醫療相關行業，在增發股票時，從股民口袋裏圈了不少的錢，想把投資領域擴展到醫療行業，才有了開齒科診所的想法。
母公司從事的行業，與老首長管轄的部門息息相關，作為首長的兒子，自然能謀求一個不低的職位，但是，在台灣投資方的堅持下，董事會聘請了一位懂行的執行總裁，相當於CEO，而且是台灣人，理由很簡單，作為外來者，台灣人對高幹子弟頗有點感冒，他們對朱川難以信任，寧願相信本土人，他們惟恐被北京的“官繩”捆綁，束縛了手腳。
事實上，朱川的資曆確實難以服眾，他學的是法律專業，在日本從事的也是律師行業，為有意投資中國的日企提供相關的法律谘詢，顯然，他的專業與醫療服務行業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相對對齒科診所有著豐富管理經驗的李總來說，自然差了一截。
盡管如此，董事會出於多方的考慮，需要一位象朱川這樣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來押陣，因此開出了聘單，朱川欣然接受，辭去了日本的工作，來到上海，開始籌備上海的第一家診所。
單從職位來講，李總是全國範圍的總裁，朱川隻是上海地區的老總，級別差了一級，但實際上兩人是平起平坐的，李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深圳與北京，而上海，是朱川說了算的，李總盡量避免插手上海的業務，免得將相失和。因為李總明白，自己畢竟是異鄉人，在人家的地盤上，需要穩妥和謹慎。
朱川與李總，並沒有實際上的衝突與矛盾，至於台灣派與本土派一說，完全是手下人為了表忠心而提出來的。
身為本土派，又是上海方麵的老總，朱川掂得出自己的份量，自己對齒科診所的管理一竅不通，等於從零開始，但又不想過分依賴於李總，這倒不是麵子的問題，朱川是這麼想的，自己的身份特殊，別人會用一種異樣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他怕別人說自己倚靠著父親這棵大樹來乘涼，他要靠自己，他要幹出一番成績來讓別人刮目相看，所以，他必須有得力的手下。
在上海診所的選址上，頗費了一番周折，朱川不是上海人，急需一個出自上海本土的得力助手，腦子要靈活，手腳要勤快，還要有疏通各種關係的能力，開辦一家診所要打通的關節太多了，銀行、工商局、稅務局、衛生局、公安局、勞動人事局、環保局（涉及醫療汙水的排放），層層疊疊，任何一家都得罪不起。
通過朋友推薦，朱川物色到了一個人，他叫吳勞乾，原來在上海一家三級甲等醫院（注：這是醫院的最高級別）搞行政，後來跳槽到一家醫療器械公司幹起了推銷，穿梭於各家醫院，反正沒有離開過醫療這個行業，因為他的姐夫是衛生局的一位領導。
吳勞乾沒有辜負朱川的期望，花了數月時間，往返奔波，確定了診所的選址，就是目前的艾美廣場二樓，應該說這個選址是相當成功的，首先，它處在淮海路的中心商務圈，周圍寫字樓雲集，有上海廣場、香港廣場、力寶廣場、金鍾大廈、蘭生大廈，有台灣人開的太平洋百貨，香港人開的時代廣場連卡佛商廈，附近更有著名的新天地，此外還有一幢高達六十層的香港新世界大廈，今年剛剛落成招租，這麼大的一個中心商務圈，卻隻有力寶廣場有一家瑞爾齒科，簡直到了供求比例失調的地步。所以，盡管年租金高達人民幣壹百二十萬，即每月十萬，是所有White齒科裏投資最大的，董事會還是咬牙拍板了，從董事會到李總和朱川都一致認為，大陸的醫療市場正處在轉型期，開始向民營資本敞開了大門，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搶市場、創牌子，盈利是次要的，為此，董事會製訂了前兩年虧本，第三年持平，到第四年才開始盈利的持久戰計劃，而事實上，上海的診所開張僅一年不到就開始盈利了，令董事會喜出望外。
作為功臣，吳勞乾辭掉了醫療器械推銷的工作，來到診所，得到了行政主管兼財務主管的職務，他在診所的地位，僅次於朱川。
開診所，地段與硬件固然重要，但還有一件事，其重要性是毋須強調的，那就是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