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忘了。有什麼要緊事嘛。”多數情況下，馬慶新都是半眯著眼，看著電視屏幕慢條斯理，或許會轉一下頭，或許不會。他的怠慢把陶麗蓉氣得眉毛、眼睛都泛青了。又找不到發泄處，她自詡是有文化、有涵養的，總不能為這點雞毛蒜皮大動幹戈吧？傳出去，肯定遭人笑話。還有一次，陶麗蓉去了電話，馬慶新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說他正在桑拿捏腳呢，就斷了電話。回家，她問他：“怎麼用半吊子話？”
馬慶新說：“我們進去了三個人，在‘天星’足療，他倆介紹我是外地來的大老板，剛坐下捏腳，你就打來電話，我不能說我是北城土老帽兒吧。”
豬鼻子裏插根蔥，以為真是大象了？陶麗蓉心想：快三十年了，馬慶新從一個普通職員升為處級幹部，考下高級職稱，自覺是個人物了，但他明麵上從來不做出人物的樣子，成就感讓他更加謹小慎微，小心翼翼。如果有誰仔細觀察，會發現他的眼圈微微泛黑……多少年來，隻要次日有重要議程，他晚上就翻來覆去睡眠不好，常在淩晨天還黑著就醒了。作為妻子，陶麗蓉很關心他的身體，表現之一便是，晚上常電話催他早點回家。
可馬慶新總是有各種晚歸的理由。
開會、陪客、朋友聚，種種跡象……陶麗蓉先是心裏疑惑，繼而便認定馬慶新有情況。當然，不可能每次去電話他都情況著……更有可能，這是馬慶新的策略和手段，平時就不隨便接電話，遇到情況不接也就順理成章了。
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個年頭，兒子馬波都二十出頭了，個子高出他爸爸一頭，上唇長了淡淡的胡須。通電話時，馬慶新常用做人要謙恭之類來說教他。馬波反駁：“該謙恭才謙恭，不能見個人就哈腰吧？”
“對。還是我兒子有見識。”陶麗蓉總是站在兒子一邊，隻是她越來越不了解馬慶新，或者說，陶麗蓉越來越不了解當今的男人，怎麼有點小權和小錢，就變了？剛成家，特別是生了兒子那陣，馬慶新是個小職員，上傳下達，起草文件，清理衛生，陪在領導跟前鞍前馬後，忙得像個陀螺，可他一下班就急急匆匆、上戰場似的回家做家務。那時候，陶麗蓉的父母還健在，陶麗蓉生了馬波說好滿四十天帶兒子回娘家，結果正好有順車，提前一天回了，馬慶新下班沒見到他們母子，心裏貓抓似的難受，三十多公裏的路，騎個掉了鏈條殼，蹬起來“嚓嚓”作響的破自行車不到兩個小時就追到了嶽母家，看著他汗水淋淋的樣子，陶麗蓉給他遞了塊幹毛巾，他胡亂擦了把汗，就給兒子晾尿布去了……回想起來，那段時間，是陶麗蓉生平最幸福的時光，生活雖然艱辛，但馬慶新心裏裝著她和兒子。不像現在，麵對一堆事，哪件事都比她重要，整天忙得不見人影兒。
滿地、滿地金紅色的黍子，彎腰撿起一把來沉甸甸的……不遠處，有位纖細的女人身影兒，麵容模糊，在喊：“磨了麵蒸糕好吃，還能包餃子。”
“誰有塑料袋，我帶回去試試。”
“嚓”那邊有扔過什麼來的聲音，抬眼尋去，揉成一團的塑料袋變成一隻乒乓球大的土紅蜘蛛直衝陶麗蓉飛速爬來，她東藏西躲，眼看著蜘蛛就要爬到身上了，驚得一跳，大叫：媽呀！陶麗蓉冷汗涔涔醒來，發現自己在床上，心有餘悸，四下張望，發現馬慶新已經走了，家裏隻有她一人。床對麵的液晶電視機旁掛一隻鮮紅的中國結，床頭櫃上一盆繡球花，粉紫的。是弟弟陶二送的。素花床罩、後跟踩扁的棉拖鞋……周圍全是熟悉的物品，陶麗蓉確定了是夢，一個怪夢。而發現自己突然變老，就是某個多夢的早晨，起床晚了，打開柏樹色繡本色花、摸上去厚實的落地窗簾，明亮的陽光立刻溢滿室內，陶麗蓉照著鏡子，觸目驚心地發現鏡子中的那個女人，肌肉鬆弛，脖子裏有了一圈又一圈很深的皺紋，眼角的皺紋雖然不算深，卻有了難看的眼袋……時間真是一件可怕的東西，不知不覺流去，不容協商就帶走了一個人的青春、年輕和朝氣。
陶麗蓉今年五十四歲了，閱曆豐富，邏輯思維能力強，曆經生活的艱難傷悲，上學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沒係統地學文化知識，後來學了個會計專業。
“當會計是個好工作。”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一輩子爭來吵去，以打擊對方為樂趣的老父老母在陶麗蓉的擇業觀上，口徑一致：“學好了，將來不怕找不到工作。”
工作有了，經人介紹，陶麗蓉和馬慶新成了一家人，當時陶麗蓉已經是二十六歲的大齡女青年，馬慶新卻是二十四歲的適齡男青年。在近三十年的婚姻歲月中，陶麗蓉總結出來：女人要活得幸福，確實得當好會計，不僅要會計算，還要把家裏的財權牢牢控製在手中。馬慶新的工資卡一直由陶麗蓉掌管著，但工資以外的一些“灰色”收入陶麗蓉就不清底了，所以，她不得不多留個心眼兒，才能維護幸福生活的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