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鐵生離去已近一年，每當想起他時，我便不由得在腦海中繚繞起白居易的詩句：塞鴻遇暖猶回翅，江水因潮亦反波。獨有衰顏留不得，醉來無計但悲歌……
是的，每當想起他，我心中都不免湧起一股股複雜的暖潮。病痛使他的生活變得異乎尋常地艱難和複雜，但他卻憑著頑強的精神力量，痛苦著拚搏著創造著，最終令他的生命觸角延伸到悠遠深邃的地方，那是我們常人無論在時間上、空間上都無法與他比翼齊飛的。他生命質量的延伸與拓展，都響亮地讓人仰視。我還要說，之所以思緒複雜，還緣於我對於我們時代的理解：在當今這個浮躁、虛誇、造假盛行的時代，史鐵生在有意無意之間，用他生命的音符奏響了一曲高貴、經典的人生交響樂。
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後。“文革”的大火已經熄滅，但體製的餘燼仍在泥潭般的鐵幕後麵隱沒、閃耀，然而生命的躁動與精神的亢奮卻一刻也沒停止。猶如火山旁被灼熱的岩漿燒燙的湖水，社會上激蕩著思想解放的大潮。每個角落裏都有各種層次的人在各種沙龍裏聚會，探討著、踐行著各自的人生。盡管工資低得將將能夠果腹，吃飯還要糧票，穿衣還要布票，結婚還要憑票證購買“三大件”，但在北京的街頭，戴著太陽鏡穿著牛仔褲拎著日本三洋錄音機動輒就跳迪斯科的男女已隨處可見。鄧麗君純淨而多情的歌聲在蕩漾。一些鼓吹性解放的男女則大膽地舉辦令人意亂情迷的家庭舞會……而我則蹬著自行車穿梭於北京的大街小巷，去參加各種層次的文學沙龍。
那是一個盛夏的午後3點多鍾，我蹬著車找到了雍和宮大街26號史鐵生的家。他們家很好認—家門口有個全院共用的水龍頭。我問正在接水的一個老大媽史鐵生住在哪裏，她一邊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一邊朝距水管二米來遠的一扇塗著棗紅色油漆的斑駁門板說：“那兒—”我去敲門。一個個頭不高、臉上充滿憂鬱神色的老人給我開了門。後來知道，那就是史鐵生的父親。他把我帶進略顯昏暗的裏屋，在繚繞的煙霧中，我看見陳放、王建（作家曉健）、劉樹生、劉樹華、李克靈等耍筆杆的哥們兒弟兄都在！史鐵生微笑地坐在輪椅裏，將右手夾著的香煙換到左手，然後跟我握了握。
那是我跟史鐵生的第一次見麵。此前，我們都給《今天》雜誌寫過稿子。雖未謀麵，但可以說神交已久。每當清華附中的校友們聚會，都會有同學說：“咱們清華附中原本是學理工科的，如今一‘文革’，數學專家、物理學者沒出幾個，倒出了不少作家！”是的，在陝西插隊的除了史鐵生、陶正，在我插隊的山西太穀縣隻有80多位村民的小山村大坪，竟有鄭義和我都耍起筆杆兒，張承誌在內蒙古插隊，比我高一屆的作家張明是從新疆石河子勞改農場裏橫空出世的，還有個譚甫仁是東北插隊的……徐曉也曾跟我說，有個跟你同名不同姓的在陝西插隊的也是清華附中畢業的史鐵生，小說寫得特別棒，有機會你們見見。
那天，具體討論的是什麼已經忘記，隻記得從此後我們見麵就多了起來。他那時在一家街道工廠裏畫鴨蛋，我在二商局一家集體所有製工廠裏當門房打掃衛生燒鍋爐。再有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赤腳醫生”孫立哲，跟史鐵生一起在陝西插隊，返京後曾在北京第六醫院裏當大夫，這家醫院恰好是我所在工廠的合同醫院，有時，為了突擊一篇稿子，我必須報病假，便找他去開病假條。
逐漸地，我對史鐵生的了解多了起來。我知道他曾經因為腿疾痛不欲生，曾幾次尋求自我了斷，但他命大，均被周圍的朋友和同學、家人給拉了回來。他曾說：“人家對我這樣好，我怎能以死相報？或許他們覺得我還有用，那我就活下去吧，興許我真能幹出點什麼來。”
他開始寫小說、散文。那時他的病痛還不像後來那樣折磨他。他沉浸在對青少年時期所接觸到的世界美好回憶當中。畢竟，在不到20歲時便不能自由行走是痛苦而殘酷的。外部世界有如五彩煙花一般紛繁斑斕，但他隻有旁觀的份兒。世人的歡樂和自己對以往健全日子的回味重疊地擊打著他的大腦。尤其是個人和家人所經曆的痛苦與歡樂，成為他挽歌般深沉的追憶。普希金有句詩雲：“那過去的就成為深深的懷念。”後來我在讀他的文字時看到如下表述：“二十一歲過去，我被朋友們抬著出了醫院，這是我走進醫院時怎麼也沒料到的。我沒有死，也再不能走，對未來懷著希望也懷著恐懼。在以後的年月裏，還將有很多我料想不到的事發生，我仍舊有時候默念著‘上帝保佑’而陷入茫然。但是有一天我認識了神，他有一個更為具體的名字—精神。在科學的迷茫之處，在命運的混沌之點，人唯有乞靈於自己的精神。不管我們信仰什麼，都是我們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導。”
果然，憑著對自己“精神的描述和引導”，史鐵生開創了一片屬於他也屬於文學的新天地。不久，他寫出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並一舉榮獲當年的全國小說獎。自此，他的《秋天的懷念》、《合歡樹》、《我和地壇》等優秀作品一發不可收地接連出籠。
登門拜訪的各界人士多了起來。一次，我們又去他家聚會。一進院門，就看見水管子後麵的紅門上貼著寫滿字的紙條，原話忘了，意思大致如下：我很願結交天南海北的朋友，怎奈病體不容，隻好多有得罪。若非事先約好者，請勿敲門。看了，我倒心裏坦然，因為我事先打了電話。往他家打電話，總是他父親接。而一提我的名字，他父親馬上就交給他。他父親總是寡言少語，總是一副心事浩茫的模樣。我知道他心事繁重的原因，一是妻子過早地病逝（史鐵生母親去世時年僅48歲），留下一兒一女，兒子又高位截癱，盡管小說寫得出色，但對於老人來說，這也很難消除他人生的悲涼之感。興許，他更看重“健康即財富”。從老人身上，我悟到這樣一個道理：孩子及親人的病痛，是插在父母心上尖刀，那痛楚是深入骨髓且終身不愈的。我們一去，他便悄沒聲地回到他居住的外屋，不是收拾房間就是在簡陋的廚房裏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