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在他房間裏看到這樣的字條：史鐵生不接受記者采訪；史鐵生聽人叫他老師就打瞌睡；史鐵生健康狀態不佳，談話時間一長就氣短，氣短就是傷氣，傷氣就經脈失調，失調就離死近矣。而史鐵生還想多活幾年，以看到共產主義的好日子。故請君適當把握駐留及談話時間。多有冒犯，萬望見諒。看罷我就笑。他也笑，說，沒辦法，隻好這樣。但你例外，你例外……他的書櫃上也貼著條：本人嗜書如命，概不外借，煩請免開尊口。這個條我很熟悉。因為我也曾在書櫃玻璃前貼有這樣的字條。
那時，我們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其中要提的是周郿英。我是在東四某胡同76號劉青、劉念春兄弟家認識他的，當然也在趙楠家見過他。在那裏，我們曾一起過喝酒，也一同去南城的一家工廠裏裝訂《今天》。他和劉氏兄弟那種埋頭拚命幹活的樣子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後來成為徐曉的丈夫。我曾在一個冬天的傍晚去過他們那間極其狹小的居所，厚厚的舊門簾擋不住凜冽的寒風。他們的小蜂窩煤爐正在門外續煤。似乎是為了讓房間暖一些，徐曉連忙去外麵端煤爐，郿英則要留我吃涮羊肉。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裏給他們添累贅了，聊了聊便匆忙告辭。後來是史鐵生告訴我，他可在那裏吃過幾次：“你不知道，在那裏吃飯是真正意義上的‘促膝長談’，特有情調，而且郿英特別喜歡。”於是我很後悔失去那次機會。每聊起郿英時，史鐵生總是感慨他走得太早了。他對郿英的評價都集中在郿英墓前的石碑上：“郿英……是以愛為願、行為果的人。……因而名和利在那兒沒有地位。……你的喜悅與憂傷從來牽係於人間的正義和自由，因而在世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塊難以彌補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於命運慷慨的饋贈。”還記得在郿英去世出殯的日子，我們一大早就趕到中日友好醫院，在緊靠著土城河沿旁，前來為他送行的人足足有數百人之多。史鐵生搖著輪椅也趕來了。我們在一起緬懷著郿英，心情沉重。那是1994年，郿英走完了他48歲的生命曆程。不知從何時起，周圍多了很多穿便衣的人。他們顯然不是前來悼念的。因為他們隻是關注著我們的一舉一動，每見有朋友們聚在一團議論什麼，他們便湊近來驅散。這一景象使我們都憤怒異常。我從沒見過史鐵生發怒的場景。他總是寬容的微笑，即使他在辯論時動了氣，充其量也就是瞪著眼睛盯著你不語而已。但那天，他陰沉著臉，朝那些每見人群聚集便前往驅散的人吼著，還伸出手臂指著一個家夥：“該幹的事不幹，幹這種狗差事，算什麼嘛東西！”那家夥顯然聽到了，與兩個同夥朝史鐵生張狂地走來，我和身旁的幾個友人立馬將鐵生的輪椅半圍了起來，也許那些著便衣的人看我們人多，也許是看鐵生是殘疾人，便打住腳步，站在那裏隻是與我們怒目對視著。
在與他、與徐曉交往的過程中，我還熟知了一位叫趙一凡的人物。若不是在小學五年級參加學校勞動時脊柱骨被重木壓塌，導致下半身癱瘓，他肯定是個非凡的天才。在石膏床上大小便失禁達十年之久的他，以驚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語、閱讀了大量的中外小說，並在12歲時出版了小說《新少年的故事》！在“文革”中，趙一凡，這位對來自民間的、對思想動態有著特殊的敏感的家夥，專注於民間資料的搜集、整理、編撰，無論是當年流傳的地下詩文、小說還是全國各地的大字報、小字報或是油印小報傳單等，無一不按圖書館的分類學將它們編排在冊。毫無疑問，這個靠著兩隻拐移動的人，活動範圍擴大到全國很多省市。在北京這個如火如荼的“革命”氣氛中，他成功地豎起一杆標新立異、離經叛道的旗幟。這個在地下文學和讀書圈子中異常活躍的人物，還有著極其和藹可親的麵容。他還是當年禁書的搜集者和傳播者。當年的地下小說、詩歌以及黃皮書和藍皮書、俄國及西方名著，都是他廣為傳播的對象。徐曉就是這位思想者和行動者家的常客。她是他的好友兼“聯絡員”，常常為他與外界的溝通而奔忙。在他家，一個個編排了序號的牛皮紙口袋堆滿了房間。據徐曉講，他曾在遺書中說，這些資料的繼承人就是徐曉。可惜他家的保姆竟然將如今極具價值的收藏當垃圾賣給了收廢品的，據說拉了滿滿的一卡車！終於，他和徐曉等被“關懷”了，並因莫須有的所謂“第四國際”的案子慘陷囹圄。我那時在另一個後來被人戲稱為“二流社”的中學生圈子裏活動。也曾聽說過趙一凡，但卻未能拜見。然而，我始終對趙一凡這個在禁錮思想的時代的先知先覺者懷有崇敬之情。在我心目中，他，周郿英等，他們懷著對祖國和人民深沉的愛，這種愛當然不會為那些“在其位謀其政”以及如我這般的平庸之輩所理解。他們像斜雨一樣，從祖國坎坷多舛的土地上流過，可歌可泣得讓人心碎。我後來才知道，徐曉與史鐵生相識，也有賴於趙一凡。據徐曉講，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她精神上異常苦悶的時期。那時她二十歲。一顆不安定的心常常給她無著無落的感覺，便常常在腋下夾著用舊報紙包著的禁書去地壇讀。一位坐在輪椅上捧著厚厚的英文字典的殘疾人引起她的注意。她說，正是因為腋下夾著從趙一凡那裏借來的書籍，使她無形中覺得有精神上的優越感，才鬥膽上去和那個抱著英文字典的人“盤道”。那是1974年，史鐵生還在攻讀英文排遣時光。但很顯然，通過交往，史鐵生也就知道了趙一凡。他所讀過的一些書籍以及當年流行的地下文學如郭路生的詩歌、手抄本小說等，肯定是來自趙一凡的私藏。因為每次相見，徐曉都會談一些聳人聽聞的各類“小道消息”，以至兩人有這樣的玩笑記載：“他聽，也談，然後嚇唬我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我也嚇唬他：‘這裏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摘自徐曉著《半生為人》）
是1982年吧，我們共同參加了北京作家協會舉辦的一次活動—去北戴河度假。記得那一次，是我將自行車托運，下了北戴河火車站後，蹬著自行車推著他的輪椅到駐地。我們兩個住一個房間。這次給我們深聊提供了機會。我們談文學、談共同交往的人和事兒。晚上，他常常因為恐怖的夢境而大叫，每次我被他的夢吼驚醒，問他有何不適，他都笑笑說，沒事，又把你吵醒了吧？我說我神經很健全沾枕頭就睡著，你沒事兒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