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嚴寒使他防不勝防。雖然他下榻的友誼賓館室溫高達近攝氏二十度，他又備足了各種禦寒的服裝，但他還是感冒了。他拖著病體緊張地投入安排好和沒安排好的活動：演講，會見陳鼓應、黃順興、張春男以及眾多的已到大陸定居、講學的舊時好友，外加遊覽北京輝煌的名勝古跡。他又血壓上升了。但他掩飾著病態，照例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各種場合，洋洋灑灑，慷慨激昂地宣講他的主張。
晚八點，我來到友誼賓館三樓。還沒見王曉波的麵，陳鼓應、廖秋忠分別來告誡我：王曉波身體不好，一定要讓他好好休息。也就是廖秋忠此話剛說罷一兩分鍾，王曉波走過來把我拉進他的房間。
他中等身材，橢圓形的臉龐頗顯現出棱角，雖戴副眼鏡卻不顯學究氣，衣著儉樸隨便，給人一種平易近人的印象。幾句話之後，他便談開了他的理論。“中國有無數令世界震驚的東西，”他說，“馬可·波羅來中國之後，大為震驚，認為這正是西方所夢寐以求的人間天國……”他曆數中國人引以自豪的一切，之後，話鋒一轉，“那麼，為什麼中國近百年來國運愈來愈弱？既擋不住西方的船堅炮利，又擋不住西方的迪斯尼遊樂園呢？”他不讚同“全盤西化”才可使中國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主張，“事實這也不可能。‘華夷合治’的主張隻能產生強烈的‘依賴’意識，而導致民族自信心的衰竭。然而曆數中華之家珍，我們比誰差？即使今日，中國的高科技在世界上也是與美蘇並肩媲美的，何苦自我作踐呢？”
他侃侃而談。從他那激昂的語句和動作手勢中，我看出他是條多血質的漢子。他年齡不大，采訪他之前，我讀了他的一本著作：《春天與中國》。本書封麵折邊上的數行字不妨摘錄如下：“王曉波，中國人，民國三十二年生。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曾任教台大、世新、哈佛大學，兼任研究員及訪問學人。現任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員及世新副教授。著有《先秦儒家社會哲學研究》、《國父思想論》、《韓非哲學的曆史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史論》及論文數十篇。另著有《象牙塔外》、《西潮的回應》、《時代呼聲》、《有話就說》、《良心的挑戰》。他曾誓稱：‘我願終身為真理的仆人，永遠做中國苦難的良心。’為海內外知名之思想言論家。”真是人如其文！我不禁連連讚許地點頭。
突然他對我說：“對不起，我要換個姿勢坐，現在這麼坐讓我很不舒服。”說著他起身，將沙發搬到和我可以更好地交談的位置。這也正合我意。剛才的沙發是一順擺向，我們互相對視要扭脖側頭。現在則對視而暢談。他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說：“……我要為中國的統一和民主而奔走呼號。你知道嗎？我在台灣蹲了好幾年國民黨的監獄。”
他談到他為捍衛自己所認定的真理而付出的代價，他並不追悔什麼。他認為：“一切的思想要有具體的意義，必須要有不斷的知識的充實和實踐，否則都是空話或虛偽的意識形態而已。”
也許是搞理論的思想言論家不願多談個人富有感情色彩的經曆，他回避對我談自己感情的曆程，獄中的經曆也絕口不談。他隻談理論：中國的曆史與現狀，世界的過去和今天，立體地比較，縱橫地剖析，每個題目都那麼博大艱深，讓我在紙上難以盡述。終於，我還是將話頭引到造就他性格和生活道路的選擇上去了—
“記得以前念書的時候，學校要大家寫自傳，我總是一開頭就寫：‘我生於烽火，長於台灣。三歲不到走遍大江南北，五歲不到渡海來台。至今我的祖國還分裂著。祖國以其苦難哺育了我，也以苦難鍛煉了我。’”
他的話引起我一陣共鳴的戰栗。可以說，無論海峽兩岸的哪一方，凡是一九四九年前出生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所說的一切。我們是一代人。我們經受著同樣的磨難。
“我確實是生於烽火，生於抗戰末期。因生得太晚，未能恭逢‘七七’之盛，而隻抓到一點抗戰的尾巴。但家父卻是參加抗戰行列的軍人，舅舅則是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青年軍。所以我對抗戰的了解，除書本外，還可說得上‘家學淵源’。”
他娓娓而談，並且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是在抗戰時期，當時的國軍，在部隊裏有夥食，摻砂帶石的‘八寶飯’能吃飽已不錯，毫無營養可言，而眷屬亦無眷糧。物價昂貴而薪餉微薄，眷屬都在半饑餓狀況。即使高級將領也如此。當時某基地司令部發生一件事：有個少將軍官下班回家，堅拒守衛的憲兵檢查手提包，而鬧到衛兵的長官處，該少將要求衛兵退出才肯接受檢查。當手提包打開來，發現什麼也沒有。隻有一碗沒吃完的糙米飯，是要帶給家人吃的。他為軍官的顏麵而不肯讓士兵檢查。後來，這位少將在一次戰役中犧牲了。那長官的衛兵不是別人，就是家父，一個憲兵中尉。雖職責所在，但總是使這位將軍不免難堪。故家父每提及此事猶有內疚，而欷歔不已。”
他講述這故事時仍然談吐自如，沒有絲毫費力追思的印記，足見這故事給他的印象之深已熔鑄到他的血液之中。輾轉遷徙的幼年，烽火連天的歲月，愛國抗戰的父親和舅舅，死於戰亂的母親，耳聞目濡民族苦難，熔鑄了他堅強的愛國意誌，他要尋找富國強民的道路，他迷戀哲學，醉心於忘我實踐以實現其主張。1987年，他和幾位誌士仁人發起組織了工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