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苦難的曆史，忠勇的愛國誌士的精神，鑄成了不可撼動的中華國魂。我們不能忘記血寫的曆史，更不能忘記開拓中華的明天。”他說著，臉上露出痛心的神色，“然而可悲的地方在這裏：民族的曆史不能哺育民族的下一代，這是不可忽視的民族危機。在台灣，那些電影不是枕頭拳頭，就是哥哥妹妹，盡是些飲食男女之事，而少激發民心士氣之作。整個風氣好像台灣的這一群人和鴉片戰爭以來的整個中國苦難曆史不相幹，沒幾個人曉得當年軍閥如何魚肉鄉民，如何喪權辱國……而隻曉得美國的迪斯尼樂園和世界選美大會！”他告誡說，大陸也是如此，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絕不能為了抓錢忘記民族的曆史。不是說大陸有信仰危機嗎？會不會沉迷於迪斯尼樂園和功夫片、商業片？而一講民族的曆史，便來了左耳進右耳出？中國，遠沒有到可以高枕無憂、盡情亨樂的那一境地啊！
也許他以為自己的意思沒表達清楚，於是起身去寫字台上取來一份複印好的文章，說：“這篇文章總括了我最近的觀點，送你吧。”正是從這篇文章裏，我知道他是位民族主義者。他極端讚成孫中山所強調的“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這一觀點。所以在他那篇文章中，再現了他的一貫觀點：強調中華民族積極有力的一麵，以喚起民族的自信心。他鼓吹我國的古文明，也鼓吹大陸現代獨立的高科技。對一些海外華人貶低大陸的言辭決不苟同。“有人講了多年大陸的廁所如何如何不衛生，可是離開台灣的城市到農村去走一走，恐怕區別不大。說大陸的很多設施十分陳舊；可我看大陸的賓館酒家並不比世界上任何先進國家遜色……”他激烈地抨擊“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認為這都是反民族主義的。“唯有根絕崇洋媚外之心，建立民族自信心，才能看出中華民族力量之所在。這就要誠心誠意地依賴自己的人民。如此，台灣獨立的主張，終必會為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運動所粉碎，進而促成全國的統一。”
邏輯清晰，語言簡捷有力。我審視他的神態，他的自信與樸素多多少少掩飾了他桀傲不馴的一麵。如果來訪之前我沒看那份簡介他的材料，無論如何我不會知曉他：“是1971年‘保釣’運動委員會的創導者之一。1973年2月被國民黨拘捕。釋放後當局限令他20年內不得公開演說與發表文章，並要他定期到‘安全機關’報到，遭到他的蔑視。”請看1987年他參與的主要活動：擔任3月15日成立的“台灣史研究會”理事長；擔任5月2日成立的“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顧問；擔任5月17日成立的“夏潮聯誼會”評議委員，並是該會章程修訂小組的成員；是8月23日成立的“教師人權促進會”的發起人之一，擔任候補執行委員的職務；是11月1日成立的“工黨”的15名顧問之一。一年來，為島內“統派”力量的整合、紀念“二·二八起義”和“台灣民眾黨”、為抗日誌士和政治受難人的冤案申訴、推動外省人返鄉探親等方麵，做了大量的輿論宣傳和組織工作。而在從事這一切時，又並未影響他著書立說。
有心人會從這時刻表裏看到很多東西。當然，精力充沛，剛直不阿，大義凜然，真不愧是“真理的仆人”，“苦難的良心”。除此，我們難道不能從台灣民主力量的彙集成長到形成力量這一過程中，感受到台灣的政治空氣中所含有的令人激動的成分嗎？
九點半了。想到陳鼓應和廖秋忠的囑咐，考慮到王曉波的健康，我起身告辭。誰想，熱情的被訪對象勸阻我：“我很願和你聊。再坐會兒，再坐會兒。”我出於習慣，很怕打擾了別人屬於自己的時間，尤其對於文人學者。況且，你看他的房間吧，寫字台上、一個玻璃櫥櫃裏、床上，甚至暖氣片上，都堆放著各種資料、書籍，還有他大約正在奮筆疾書的講演提綱。可又盛情難卻，我們又聊到十點鍾。送我出來握手話別時，他顯得很激動，也許是他整個晚上闡述的內容使他熱血沸騰，也許是他對談話內容的總結，他有力地握著我的手說：“毫無疑問，中國人民必須從專製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雙重鎖銬中掙脫出來，中華民族才能恢複固有之創造力而飛揚於世界。”
街上彌漫著冬夜寒冷的霧幔，行人寥寥。幽藍的燈光在寒風中搖曳，我望著海澱雙榆樹小區的高層住宅樓，勞碌了一天的北京公民正在入睡，黑糊糊的窗口裏什麼也看不見。我又回首看了看友誼賓館，希冀看到王曉波窗口的燈光。我分辨不出哪個窗口是他的房間，我什麼也沒看見。但當我的目光收回，重又注視前邊的道路時，在那霧氣迷茫的幽深處，我分明看到了一顆來自海峽對岸的中國心，它閃爍著灼熱的紅光跳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