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豪華的曼穀皇宮大酒店。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有24個國家和地區著名的整形外科專家、教授任教的“促進世界皮膚和整形科學研討班”結業典禮，正在隆重舉行。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此次活動的組織者小川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總代表、泰國衛生部長，向以優異成績畢業的各國學子頒發畢業證書。當讀到“中國，蔡國斌”的時候，世界各地前來參加此次不尋常的結業典禮的1000多雙眼睛，看到一個高高大大的年輕人走上頒獎台，接過世界衛生組織代表頒發的畢業證書。這不是一張普通的畢業證書，它是通向世界所有國家的高水平行醫執照。
小川秀行在介紹他時說：
“這是來自中國的最好的學生。”
中國駐泰國大使握著他的手說：
“你為中國增了光。”
在閃爍的鎂光燈下，他眼裏閃著激動的淚花，將那沉甸甸的證書捧在手裏。
他知道，那不隻是一紙證書，那是崇高的使命。他將為此奉獻畢生的精力。
打拚才能贏
東北寒冷的季節是那樣漫長。自從蔡國斌的父親從台北到了日本，然後又輾轉到長春定居以來，30多個寒暑已轉瞬流逝。海峽那邊的故土已經成了遙遠的夢幻。蔡國斌和他的5個姐弟，除了偶爾從父親嘴裏聽到台灣的氣候與這裏的差別以外，幾乎很少聽到在那兒的親友的消息。那是20世紀70年代初，大陸的台胞在台親友的消息已被封殺到幾乎是音信皆無的地步。但即使這樣也無法擺脫“海外關係”的陰影。雖然蔡國斌的父母都是醫生，但5個孩子中有4個先後到農村插隊落戶去了，隻剩下蔡國斌留在身邊照顧家庭。這孩子生性要強，也能吃苦。父母上班了，他就一邊做家務，一邊翻看家裏的醫學書籍，竟這樣對醫學產生了興趣。
正是有這樣的基礎，他一工作就上了醫士班，成了長春“鐵北醫院”的外科大夫。但他總不滿足那些已經取得的工作經驗。“四人幫”倒台了，高等學府在沉寂了十餘年之後，開始考試招生。他立即報名參加，並考入有名的白求恩醫科大學。出眾的學業和對校務活動的熱心，使他被同學們推選為係團總支書記。198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獲得學士學位，並被分配到北京，成了中國醫學科學院的整形外科醫生。
整形外科與內科、外科、口腔科、婦科、兒科、泌尿科、胸外科等十幾門學科有聯係，不但要進行基礎學科的病理研究、組織培養……同時，還要具備心理治療的能力。老師告訴他：“幹這一行，靠過去的‘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方法不行。新的整形外科治療方式，準確地說，叫‘心理、生物、社會醫學模式’。”在實踐中他體會到，這門交叉學科的確很複雜。譬如接到一個患者，第一步就要去做患者的心理工作。尤其那種心理很偏狹的病人，往往十分敏感，你必須讓他相信你能夠為他治療好，能讓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回到社會中去，在各種社交場合像常人一樣健康。要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民族習慣、職業和家庭……這就和人文科學聯係在一起了。所以，往往做一個手術隻消三四個小時，而解釋工作要用三四個月。患者能夠配合你之後，還得拿出高水平的手術，以真正達到預想的治療效果。
他虛心地向老一代整形外科專家們求教，同時努力爭取機會實踐。第二年，他便當了主刀大夫。這樣幹了三年，他仍不滿足，一心想考研究生。每天，他上班時全力以赴地工作，下班就貓在家裏刻苦攻讀醫學和心理學書籍，逢上星期天他又夾上筆記本，帶上兩個饅頭去中國醫科院圖書館或北京圖書館。他說：“我每次去都是滿載而歸，除了筆記本上記滿了珍貴的資料以外，還會借回幾本有關書籍。”回憶起當博士生的那幾年，他感慨到極點。那時，他已經成了家，有了孩子。每個月76元工資，物價又如雨後春筍般漲起來。當時社會上流行這樣的話：“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刮胡刀的。”“博士是傻子，教授是呆子。”蔡國斌不管那一套。他相信發展的社會是一定會捋順和擺正價值觀的。所以他從來也沒有動搖鑽研學業的那股勁。為攻下某個學科，他常常夜裏3點睡覺，打個盹，淩晨5點又爬起來繼續攻讀。那時，他搞了一個研究課題，每年的研究經費隻有7000元。可是他早已學會了精打細算，竟在保證完成研究課題的前提下，還購買了一台電腦來處理資料信息。
“我們的責任很重大的！”
1988年，世界衛生組織為了促進皮膚科學和整形科學的發展，決定在世界各國招收若幹年輕的醫學博士，參加為期一年多的學術交流。挑選人才的過程極為嚴格，首先要通過衛生部的考試，然後根據聯合國的標準再考一次。嚴格的篩選使得眾多的中國考生隻剩下兩名，蔡國斌是其中之一。
在泰國學習交流期間，蔡國斌對泰國比較普遍卻又難以治愈的病症進行了較深入的研究。泰國人受日照影響，皮膚患基底細胞癌並產生惡性變化的較多。他發現，如果用紫外線加上一種叫補骨脂素的中藥治療皮膚色素脫失的病人，效果比較好。他做了大量的臨床實踐，並且完全用英文寫出了兩篇論文：《基底細胞癌：泰國69例病人的回顧》、《PUVAD臨床進展》。恰好，在曼穀期間有兩次“國際皮膚病研討會”，他在會議上用英語宣讀了論文，受到與會專家一致好評。同班的外國博士都很驚訝：“令人驚奇的效率！這麼短的時間就搞出這麼大的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