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那位希臘譯員的奇案，其中有些事情至今還是個疑團。我們從答複我們廣告的那位先生那裏了解到，那位不幸的小姐來自一個富有的希臘家庭，到英國來看望幾個朋友時，遇到了那個叫哈羅德·拉蒂摩的年輕人。拉蒂摩控製了她，並且最終說服了她一起私奔。她的朋友們得知此事後大吃一驚，為洗脫幹係，連忙給她在雅典的哥哥報信。她哥哥一到英國，就不慎落入了拉蒂摩和他那個叫威爾遜·肯普的同夥手上。而那個肯普是個聲名狼藉的壞蛋。這兩個壞蛋發現他不懂英語，對他們沒用，便把他關了起來。為得到他和他妹妹的財產，用毒打和饑餓逼迫他簽字。他們把他關在屋裏，不讓姑娘知道。為防萬一姑娘碰巧見到她哥哥時把他認出來，還故意貼了他一臉的膠布。然而由於女性的敏感，譯員第一次在那兒的時候，她第一次見到她哥哥便把他認了出來。但這可憐的姑娘自己也是階下囚，因為在那院子裏，除了一對趕馬車的夫婦外，再沒有其他人了，而馬車夫夫婦又都是那兩個壞蛋的幫凶。他們見秘密被揭穿，而姑娘的哥哥又軟硬不吃，他們便帶著姑娘逃離了他們租來的那套房子，並在離開前先報複了那個竟敢反抗他們的人和那個出賣他們的譯員。
幾個月後，有人從布達佩斯給我們寄來了一則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奇聞，說有兩個英國男人和一個婦女一起旅行，在那裏出了事。兩個男人都被刺死了，匈牙利警方認為他們是爭風吃醋，互相殘殺而死。不過，福爾摩斯卻不這麼認為。他至今一直相信，要是能找到那位希臘姑娘，人們就能弄清她是怎樣給她哥哥和她自己報仇的。
9最後一案
我是懷著悲痛的心情寫下這最後的案件的，我的朋友歇洛克·福爾摩斯是位傑出的天才，從第一次把我們組合在一起的《血字的研究》，到《海軍協定》一案——由於他的介入，成功地防止了一場嚴重的國際糾紛——盡管寫得不很連貫，而且也不夠詳細，但我已經盡力了。我和他一起經曆過不少奇異的事，我原來打算寫完《海軍協定》就封筆，而對這件足以讓我惆悵一生的案子隻字不提。現在，事情過去兩年了，這種惆悵之情絲毫未減。然而，最近詹姆斯·莫裏亞蒂上校發表了幾封信，為他兄弟辯護。所以，我除了將事實真相公之於眾外，另無選擇了。我是唯一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現在到了公布的時候了，再保密下去是不行了。據我所知，此事被報道過三次，頭一次是1891年5月6日的《日內瓦雜誌》，第二次是1891年5月7日英國各報紙刊載的路透社電訊，最後一次就是我上麵提到的幾封信，是最近發表的。頭兩次報道都過分簡略，而最後一次，我要特別申明，這是對事實的完全歪曲。我有責任把莫裏亞蒂教授和歇洛克·福爾摩斯之間發生的事實真相公布出來讓大家知道。
讀者也許還記得，自我結婚及婚後行醫以來，我和福爾摩斯之間那種極為密切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變得疏遠了。不過，他需要助手參與調查時，仍然會來找我。但這種情況越來越少。我發現，在1890年，我隻記了三個案子。這年的冬天和1891年初春，我在報上看到了福爾摩斯受法國政府聘請，承辦一件很重大的案件的消息。我接到了他的兩封信，一封發自納爾榜，一封發自尼姆。我還以為他會在法國呆一段時間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91年4月24日晚上，他走進了我的診所裏，尤其讓我吃驚的是，他看上去比以前蒼白和消瘦了許多。
“沒錯，最近我比過去累多了。”他見我吃驚的模樣，沒等我發問，就搶先回答了，“我最近有些麻煩。你不介意我把你的百葉窗關上吧？”
我用來看書的那盞燈在桌上擺著，房間裏隻有這點燈光。福爾摩斯沿著牆壁走了過去。關上了兩扇百葉窗，把插銷插緊了。
“你是害怕什麼東西吧？”我問。
“是的，我害怕。”
“怕什麼？”
“怕被汽槍襲擊。”
“我親愛的福爾摩斯，這到底怎麼了？”
“我想你很了解我，華生，你知道我不是膽小的人。但如果一個人大難臨頭還不承認，那就是有勇無謀了。能給我一根火柴嗎？”
福爾摩斯點燃香煙，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像他很喜歡香煙的鎮定作用似的。
“請原諒，這麼晚還來打擾你，”福爾摩斯說，“而且，我還得請你破例一次，讓我從你的花園後牆翻出去，離開這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問道。
福爾摩斯伸出手，借著燈光我看到他有兩個指關節受了傷，還在流血。“你看，我不是疑神疑鬼吧，這就是證據，我的手都差點弄斷了。你妻子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