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發生在1889年的夏天。一天早上，女傭叫醒了我——那時才臨近七點——她說從帕丁頓火車站來了一個病人。我下樓後，我的一個鐵路警察朋友從我的診室走了出來。他很神秘地告訴我說他送來了一個病人，說完，他就趕回去值班了。
我走進診室，看見桌旁坐著一位先生。他穿著樸素，一身花呢衣，一頂軟帽放在我的幾本書上麵。他的一隻手裹著一塊手帕，手帕上沾滿了血跡。他很年輕，看上去最多不超過25歲，容貌英俊，但臉上毫無血色。給我的印象是，他正在抗拒著一種非常劇烈的疼痛。
“真抱歉這麼早就來打擾您，大夫，”他說，“我在夜裏遇到了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故。我是今天早晨乘火車來的，在帕丁頓車站打聽哪裏可以找到醫生時，一位熱心人就把我送到這兒來了。我給了你的女傭一張名片，她把它放到那邊的桌子上了。”
我拿起名片看了一下，上麵印著：維克多·哈瑟利先生，水利工程師，維多利亞街16－1號(四樓)。“對不起，讓您久等了。”我邊說邊坐下來，我倒了杯水給他，又往水裏摻了些白蘭地。喝下去後他那慘白的雙頰開始有了血色。
“好多了！”他說，“那麼，請大夫來看一看我的大拇指吧，或者說我的大拇指原來的地方。”
他解開手帕，把手伸過來。這場麵就是心硬如鐵的人也會不忍目睹的！他的手上隻有四根手指，在本來應該是大拇指的部位上是一片鮮紅可怕的海綿狀斷麵。顯然，大拇指已被齊根剁掉了。
“上帝啊！”我喊著，“實在太可怕了，出了不少血吧？”
“是的，流了不少血。我疼昏了過去，我想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毫無知覺。等我醒過來時，它還在血流不止，於是我用手帕緊緊地纏住，並用一根小樹枝把它繃緊。”
“砍傷它的工具一定非常沉重、鋒利。”我邊檢查傷口邊說。
“比如說屠夫的切肉刀。”他說。
“我想，這是意外造成的，對嗎？”
“不，不是那樣。”
“什麼？是有人故意砍的？那可真是太凶殘了。”
“嗯，的確很殘忍。”
我為他洗滌了傷口，把它擦拭幹淨，敷上藥，最後用脫脂棉和消毒繃帶將它包紮起來。他躺在那裏，盡管疼得不時咬緊牙關，但卻一動也不動。
包紮好後，我問道：“現在您的感覺如何？”
“很好，您的白蘭地和繃帶使我感覺又有了力氣，雖然還是有些虛弱，但我還有事要做——我想盡快報警。但是，說實話，要是沒有這個傷口為證，他們絕不會相信我的話，因為這是一件奇特的事。而且，即使他們相信我，我也不能提供什麼有力的線索，他們也不一定能查出真相。”
“嘿！”我喊道，“如果您真想解決問題，我可以向您推薦我的朋友福爾摩斯先生。如果你對警察沒有信心，可以去找他。”
“噢，我聽說過他，”我的客人回答說，“假如他受理這個案子，我會很高興。您能為我引見一下嗎？”
“我們雇一輛馬車一起去，這樣我們能趕上跟他一起吃早餐。您覺得身體撐得住嗎？”
“行，我得把自己的遭遇講出來，心裏才覺得舒服。”
我匆匆跑到樓上，對妻子簡單地解釋了幾句。5分鍾後，我和這位新認識的人，已坐上一輛雙輪小馬車直奔貝克街。正如我預想的那樣，福爾摩斯正穿著睡衣悠閑地在客廳裏一邊踱步，一邊讀著《泰晤士報》上刊載的尋人、離婚等啟事的專欄，嘴上還叼著煙鬥。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一起用了早餐。飯後，他請我們的新相識躺在沙發上，在他的腦後墊了一個枕頭，還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放了一杯摻水白蘭地。
“可以看出，您的經曆一定很奇特，哈瑟利先生。”他說，“請您就在這裏輕鬆地躺下，不必拘束。把您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們吧，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下，你還可以用白蘭地提提神。”
“謝謝，”我的病人說，“自從醫生給我包紮後，我就很有精神；您的早餐更是給了我很大幫助。我盡量不占用您太多時間，現在，我就開始說一下我的奇特的經曆吧！”
“你們可能不知道，”他說，“我是個孤兒，又是個單身漢，獨自一個人住在倫敦。我的職業是水利工程師。兩年前，我學徒期滿，趕上可憐的父親去世，我繼承了一筆不算大的財富。於是我就決定自己開辦公司，並在維多利亞大街租了幾間辦公室。
“但兩年之間，我隻受理過3次谘詢和1件小活兒，總收入才27鎊10先令。每天從上午9點到下午4點，我都待在我的辦公室裏，由最初的期待到最後的心灰意冷。然後我意識到，我將不會有任何一個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