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樣，我希望你來，不願蘇格蘭警署派人來，福爾摩斯先生。”他說，“蘇格蘭警署一插手，成功了，地方警察也沒有榮譽；失敗了，我們卻成了替罪羊。而我聽說你這個人很公道。”
“我向來匿名。即使解決了疑難，我也不願我的名字被公之於眾。”
“我可以肯定你非常大度。”他向四處張望著一下，欲言又止似的。“你不覺得這案子可能對吉普森先生本人不利嗎？”
“我想過這點了。”
“鄧巴小姐，是一個個方麵都非常優秀的女人。吉普森先生可能想使鄧巴小姐代替他妻子的位置，他們美國人喜歡使用手槍，手槍可是他的。”
“證實了嗎？”
“證實了，那是一對手槍中的一支。”
“一對中的一支？另一支呢？”
“另一支完全一樣的目前還沒有找到，但槍匣是裝一對的。”
“如果真的一共有兩支，另一支總應該能找到吧！”
“我們把槍都擺在他家裏了，你可以去看一看。”
“以後再說吧。咱們還是先去看現場。”
警官帶我們穿過了秋風蕭瑟、布滿金黃色衰敗的羊齒植物的草原，來到一個狹長而生滿蘆葦的小湖，中心部分最窄地方，一個石橋穿過湖麵。警官在橋上停下來，告訴我們說：
“吉普森太太的屍體就在這兒。”
“屍首沒有被移動過嗎？”
“沒有，他們一發現就把我找來了。”
“誰去找你的？”
“吉普森先生。當時有人大呼出事時，他和別人一起從宅子裏跑出來，是他告訴別人在警官到來之前不許動任何東西的。”
“他很明智。我從報紙上得知槍與傷口的距離很近。”
“是的，很近。”
“是靠近右太陽穴嗎？”
“槍口就在太陽穴上。”
“屍體是怎麼倒下的？”
“仰麵。沒有打鬥掙紮的痕跡，一絲痕跡都沒有，也沒有武器。她左手裏還緊緊攥著一張便條，是鄧巴小姐寫給她的。”
“手裏攥著？”
“是的，我們很難扳開她的手指。”
“這一點非常關鍵，這證明不是在她死後有人故意放的條子。聽說，紙條寫得很短”我將於9時到達雷神橋。
格·鄧巴
“是這樣嗎？”
“是的，福爾摩斯先生。”
“鄧巴小姐承認是她寫的紙條嗎？”
“是的，她承認。”
“那麼這件事她如何解釋？”
“她準備在巡回法庭上進行辯護，她現在什麼也不說。”
“這個案子的確很雜，便條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過，”警官說，“如果讓我說，我認為在整個案情中便條的含意是唯一明確的。”福爾摩斯搖了搖頭。
“假設一下，紙條真是她寫的，夫人當然是在一兩個小時之前收到的。問題是她在會見中總不用看紙條吧？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嗯，這確實有點怪。”
“我需要坐下來冷靜地考慮一下。”說完他坐在石欄杆上，同時用他那警覺的灰眼睛向四周不停地看著。突然，他跳起來，衝到對麵的欄杆跟前，掏出放大鏡查看起來。”
“真奇怪。”他說道。
“這欄杆上的鑿痕我們也看見了，是過路人鑿的吧？”
石頭是灰色的，但露出白色的缺口，隻有6便士硬幣那麼大。仔細辨別，可以看出是猛擊之類的痕跡。
“隻有猛烈撞擊才能出現這樣的結果。”福爾摩斯若有所思地說。他用手杖使勁敲了幾下石欄，卻絲毫沒有留痕跡。
“果然是猛擊造成的，而且地方很奇怪，是在欄杆下方，而不是上方。”
“但這裏離屍體至少有15英尺。”
“不錯，是有15英尺。可能與本案毫無關係，附近沒有發現腳印嗎？”
“地麵像鐵板似的硬，福爾摩斯先生，不能留下任何痕跡。”
“那我們走吧，先到宅子去看看你說的那些武器，然後到溫切斯特去，但我現在最想見的就是鄧巴小姐。”
我們到他家時，吉普森先生還沒有回來，卻見到了上午來訪問過我們的那位神經質的坎貝爾先生。他帶我們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多種多樣的武器。
“吉普森先生有不少敵人，他每天睡覺時床頭抽屜裏總有一支子彈上了膛的手槍。我們過世的夫人時常被他嚇壞。”
“你看過他對她大打出手嗎？”
“那我倒沒有看見，但我聽見他說過相當卑鄙的話，那是殘酷和侮辱的言詞，與動手不相上下，甚至當著傭人的麵。”
在回去的路上，福爾摩斯說，“我們前前後後掌握了不少事實，但還是無法定論。坎貝爾先生顯然憎惡他的主人，發現出事的時間是在夜裏，但事件卻是在條子上的那個時刻發生的。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吉普森先生自下午5時從城裏歸來後曾到過戶外。而鄧巴小姐卻承認曾和吉普森太太相約於橋上會麵。我有幾個極重要的問題需要問她，不見她我放不下心。我隻有承認，除一點外，這個案子對她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