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聽到這件事以後大笑，對按察使韓三橋先生說：“君子與君子爭，有傷儒者高雅風化，應該從中調解調解。”按察使拿著高知府上次所呈的報告到郡府，轉達總督希望他們和解的意思，並說：“布政使何嚐不知道自己錯了，隻是不肯認輸罷了。”
高知府對按察使說：“這件事斷然不能這樣馬虎了事，現在退回我的報告，我還要再次上報。”按察使就將報告仍舊拿回去了。
起先，高知府呈送報告時，總督說：“名不正，言不順，的確不該這樣做。”巡撫說：“此事未奏聞朝廷，如何責令下屬官員征納？”布政使聽說後，更加氣憤。隔了幾天，布政使的氣也消了，主意也變了。於是，自己請求撤銷這一政令，並退還了高知府的報告。各州、的，都他應目，這事就結了。
高廷瑤當廣州知府兩年，工作兢兢業業，辦事謹慎自持，幸好沒有過錯。雖然所轄十四州縣，政務繁忙，省城各種案件，紛至遝來，但他對上對下，都很融洽，應對從容。自己考慮到年將花甲，應酬實難。深感日薄西山，誌如懸車，恰好又患心髒病，就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因病告老還鄉。
離任時，上司同僚都有依依惜別之意，布政使尤其覺得似乎失去左膀右臂，極力挽留。由此可見，隻有嚴格要求自己，不讓自己的品德有所損害，事事盡心，才能不犯錯誤縱然有疾風暴雨，也能安然自若，視疾風暴雨如淡月疏星。
（46）深調查走訪平反黎家窩藏盜匪案
羅定府在廣東西南七百裏，從端州德慶塔下伸入江口。這裏，山環水繞，地瘠民貧。所屬的東安、西寧兩縣，毗連江“廣東西部常有外來遊匪，勾結當地無賴，肆意搶劫。官軍要去逮捕，他們就立即逃遁了，鄰縣也找不到他們的蹤跡，實際上他們藏湖泊中去了。
道光三年（1823年），州官報告，某家被盜。根據調查得知，盜首名叫黃瓜四，潛藏在廣西黎維祺家。知府率兵丁前去緝捕，捕獲幾名嫌犯，但又被眾匪搶回去了。並且，在拒捕過程中還打傷兵丁。總督傳文給廣西巡撫，讓他們逮捕黎維祺等二十餘人，押送廣東。人犯到廣州，廣州，不。廣西和按察使司致函廣東省說：“廣西巡撫指示，這個案子關係重大，應仔細審訊，不要枉縱人犯。”
當時，桂林府丞王先生出差到廣東，總督命他會審，也不能定案。這時，恰好我病愈奉命重任廣州知府，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請示總督，就名他參與此案。
高廷瑤翻閱此案全部卷宗，情況非常複雜。可能有冤屈，但又不能認定。必須經過審訊，供與證據充分，才能下結論。於是，他到廣州知府衙門，準備先訪問士兵，後訪問前去逮捕的校尉胡成韜及證人等，都采取分開詢問的方式進行。
高廷瑤分別詢問了他們：抓捕黃瓜四是什麼時候，誰在前，誰在後，是在黎家門外，還是在家中？先問兩個兵丁，兵丁說：“那天是早晨，兵丁在胡校尉之前去，就在床上抓捕的。”
又再問另外兩個士兵，他們說：“是在門外抓捕的。”於是，又召州衙的衙役三人詢問，他們的回答是：“兵丁先抓捕，衙役在後。”又召胡校尉詢問，則說，是州裏的衙役抓捕的。於是，讓他們一一簽字畫押，然後集中訊問“高廷瑤問胡校尉：“黃瓜四是在黎家抓捕到的嗎？”胡回答說：“是的，先逮捕了黃瓜四，被黎維祺哥弟糾集數十人奪去，所以馬夫和兵役都受了重傷。”高通瑤大笑說：“你們果然能夠捕獲黃瓜四，那麼，在何地捕獲的，應該說法是一致的。為什麼有的說在東廂，有的說在床上，有的說在門外？又有人說在早晨，有人說在五更，天還沒有亮呢？為什麼士兵說是衙役與士兵一起捕獲，衙役說是衙役隨其後，而胡校尉又隻說是衙役捕獲的呢？由此可見，黎家從未窩藏盜賊，你們也從未見到過黃瓜四。你們無端誣陷好人，現在既然各自都簽字畫了押，鐵證難移，你們還有什麼巧辯的嗎？”
高廷瑤立即除去胡校尉官服，又對他們嚴加審訊，兵役才說：“黎家本來就沒有窩藏匪盜，因詐索錢財四千文，黎家不答應，才與胡校尉商量，想以強奪罪犯、毆打官員、拒捕傷兵的罪名誣陷他。”於是，仍然令他們一一簽字畫押，隨目和文書一道報告總督、巡撫及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請求為黎家平反。
上麵批文下來說：“不可。”高廷瑤說：“情況既然弄清楚了，還懷疑什麼呢？再說，包庇罪犯、窩藏死囚、拒捕傷官，隻要有其中一條，就該判重刑。拘捕無辜平民而判重刑，是蓄謀冤殺好人，仁人君子怎麼忍心這樣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