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周年的紀念日，中共貴委高家花園開紀，出的有秦天真、吳實、惠世如、金風等省、市老同誌，及李萬祿、趙西林、廖海波、劉也強等當時的市領導。秦天真在致詞中說：“高家對貴州地下黨的巨大貢獻，不容否認和忽視，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下，三十年代，得到高可亭（高昌適）鄉紳的默許和支持，高家還有七位有識之士，投身革命，如高昌謀、高旭、高言誌、高言詩、高言書、高言善、高銘琦等。”
為了宣傳高家對中共貴州省地下黨組織、對解放貴陽作出的曆史貢獻，著名學者劉學洙先生撰寫了《“高家花園”春秋》等文章公開發表於報刊及網絡。烏當區地方誌主編邵德龍老師深人調查采訪高言誌高言善的親屬及知情人，調查采訪中，邵德龍老師還從知情人手中獲得珍藏幾十年的高言善烈士慶祝抗戰勝利的遺書。他根據調查采訪獲得的材料，查閱曆史資料，撰寫了《早期中共地下黨員高言誌》《貴陽“雙十一”慘案烈士高言善》等文史稿件，先後在《貴陽文史》《貴陽烏當》《新天通訊》等報刊雜誌公開發表，對高言誌、高言善的革命事跡進行廣泛的宣傳，收到了很好的社會反響。
筆者懷著對積極支持、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高廷瑤後裔無比崇敬與緬懷之情，根據《中國共產黨貴陽市曆史》、《貴陽市革命烈士傳略》、《中國共產黨烏當區曆史》、《貴陽市烏當區革命烈士簡傳》、《貴陽市烏當區誌》等相關史料整理，對高廷瑤後裔中分部代表人物的先進事跡作一個簡單的介紹，旨在進一步學習和宣傳以高昌適等為代表的高氏後裔的先進事跡，鞭策激勵後人
高昌適老成持重，社會經驗豐富，因此在貴州軍閥輪番爭權、搶劫洗城時期，應付得當，使高家幸免於難，屹立不倒。他身處上層社會，對當時社會之黑暗險惡心知肚明。又由於他自有操守，所以對年輕子弟追求光明進步，深懷同情，暗中支持庇護。更憑高府有利的社會地位，成功地使高家花園成為中共貴州地下黨長期進行秘密活動的場所。他是舊社會鄉紳中頗有正義感與是非感的賢達之士。不僅支持地下黨活動，而且還出麵兩次營救其堂弟、地下黨員高昌謀出獄。對其子高言善及侄兒高言誌等參加貴州地下黨組織，他不僅不加幹涉，采取默認與支持的態度，而且明知共產黨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常住高家，並帶著一些進步青年出人高家開展活動，他卻裝聾作啞，不聞不問，暗中庇護。作為大地主階級的上層人士，他明知自身的階級利益與共產黨的革命主張水火不兼容，然而，他深明事理，認清時代潮流，不僅希望自己的子弟有光明的未來，而且希望黑暗腐敗的社會能夠早日結束。所以，他以寬厚開放的心態，默視著舊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動，暗中給予積極的支持“像高昌適這樣的人物對進步事業的支持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是平民百姓所無法替代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決不能忘記像高昌適這樣的舊營壘中的大好人。
高昌隆，字自約，他是高昌適的同胞兄弟，是國民黨要員吳鐵城的親信。1932年吳鐵城任上海市長時，高自約任市政府秘書。抗戰期間，吳鐵城坐鎮重慶國民黨中央黨部，調他為機要秘書。高自約雖身為高官，而個人操守極嚴，生活異常儉樸。對友俠義厚道，凡是別人有所求，他總是盡力相助。他曾利用自己有利的政治身份，長期掩護員。
1945年，郭沫若日籍夫人在東京，高昌隆與同僚黃苗子，通過吳鐵城給國民黨駐日軍代表團發電報，設法保送她回國。解放後，高自約任貴州文史館館員，負責調查編寫貴陽地區文物史稿。1958年，負責撰寫貴州沿革建製，日夜操勞，在初稿完成之日去世。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對高自約曆史調查結論是：“高自約先生，解放前在國民黨機關做事時，曾多次利用身份，掩護中共地下黨員，從事革命活動。表現進步，對革命有貢獻，係愛國進步人士。”
2003年，高自約之子高言經先生編印了他父親遺詩恥躬堂殘稿》一冊。貴州文化老人陳福桐在序言中寫道：“自約先生在波譎雲詭的二十世紀上半期，讀書於貴陽、上海）南洋各地；在寧、滬、穗、渝的民國政府作過官；經曆過國內戰爭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歲月。先生見識高遠……留下的詩稿400餘首，起自1928年，止於1943年。15年間國家多故，政壇複雜，人事滄桑，自約先生詩中依稀可見斑斑史跡，讀來令人深思。”
作為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舊式知識分子，高自約有著自己的為人準則，他不因職業的政治分野，忘卻友誼與人性；不因個人利害得失，而泯滅良知。因此，在白色恐怖時期，他寫詩悼念他的亡友、中共黨員、1927年“四·一二”就義於南京雨花台的文雨農烈士。他的長詩《哀亡友雨農君》始作於“民國十六年（1927年）十月，民國十七年（1928年）元月十六日中宵危坐續成”，情真意切有句如：“嗟嗟若人紛長往，蒼茫四顧增淒惘。歎逝誠抑良友懷，窺國難遣真才想。潢池竊弄滋漭滄，萬骨雲枯毋乃狂。”讀之令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