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緯，1927年赴上海，就讀於大同大學，因經濟中斷而綴學。考上無線電報務人員養成所，畢業後先後任招商局、輪船公司、歐亞航空公司報務員。曾掩護救助幾位同事地下黨員，如：董必武的交通員、成都大學學生聯合會主席汪聲和，以及吳誌恒、羅若遐等。解放前，任中央、中國航空公司成都電台台長，拒絕去台灣，保護好電台的財產，完整交給解放軍軍代表，從此服務人民航空事業，為中國民航培養了許多技術人才。
高昌華，左翼積極分子、教授。1935年去廣西梧州大學讀書，曾作為貴州地下黨的聯絡員，先後幫助貴州地下黨負責人秦天真、徐健生等安全轉移。解放後任昆明工學院教授、省人大代表，參加民盟。文革中受到殘酷迫害，被迫自戕，終年五十五歲。
高昌謀，中共地下黨員，烈士。1934年前後秘密加人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怕時期，不顧個人安危，投身革命工作，兩次被捕，經多方營救出獄。1950年5月13日，被國民黨殘餘武裝殘殺，時年36歲。高昌謀與徐健生是同學，徐健生常出人高家花園，與高家有50年交情。李驥（原中聯部辦公廳主任）當年由思南逃出時，在貴陽也全靠高昌謀接待安排。
高昌國，1927年在上海就讀於南洋中學時就加人中共南洋支部，由於幾次學生運動，給國民黨當局震動很大，於是，南京政府下令解散學校，高昌國北上，考人北平大學醫學院，與黨組織失去聯係。畢業後一直服務於軍界，官至上校，解放後任上海第二醫學院主任。文革中被趕下鄉勞動，受盡折磨，壞了一條腿。
高言善，他是高家花園當家人高昌適的兒子，貴陽解放前夕“雙十一”慘案烈士。生於1928年，高中時秘密加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擔任學生刊物《學聲》主編時，揭露批判國民黨反動統治。進人貴州大學後繼續積極從事革命活動。1949年7月19日被捕。解放前夕，於1949年11月11日“遭反動派集體屠殺於貴陽北郊沙河橋”年僅21歲。
高言詩，三十年代服務於貴州汽車運輸公司“1939年調花溪站長。為幫助築光社地下黨員逃離花溪而遭撤職。並多次為幫助地下黨員逃離貴陽而努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經冒著生命的危險，幫助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人物潘漢年秘密逃離貴陽。
高言誌（1911-1986），早在“九·一八”事變時就接受進步思想，積極從事學生運動。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的白色恐怖時期，毅然投身革命，於1934年5月參加貴州地下黨九人會議，積極從事創建貴州地下黨的革命活動。並於1935年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從1934年到1941年初，高言誌在黨的領導下，先後以“高家大少爺”的有利身份，以及教師、銀行職員的職業為掩護，麵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把自己的家作為地下黨活動的機關，並充分利用其的社，命，集命經，命的職業和生活，以及擔任聯絡、交通等工作。
1941年1月，按黨組織的指示，執行“隱蔽骨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的方針，疏散到重慶，隨後又輾轉於四川重慶、湖南常德、新疆迪化等地，一方麵克服許多困難，開展革命活動，另一方麵，繼續尋找黨組織。1949年初，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參加了革命進步組織“先鋒隊”。在該組織領導下，積極參加活動，了解到當時新疆敵特方麵的重要情報，並及時向該組織作了彙報。在新疆起義時，高言誌又妥善地保存了國民黨中央銀行迪化分行的大量資財和重要檔案，完好地移交給人民政府。1954年，高言誌因所謂的“政治問題”
蒙受不白之冤，先後兩次人獄，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地逮捕審查。在長期受到審查的情況下，高言誌始終堅持黨的原則，堅持實事求是，體現了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1979年7月27日，中共貴州省委組織部正式批複了貴州省財政廳黨組、省財辦黨組《關於高言誌同誌政治曆史的複查結論報告充分肯定了高言誌為革命作出的貢獻。落實政策後，高言誌繼續懷著對革命高度負責的精神，積極從事黨的政協工作，直到逝世前都還在關心貴州革命史、黨史的編寫工作，為革命奉獻了他的畢生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