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口述曆史》之後
“口述曆史”是一種研究、表述曆史的新方法。曆史作為一種存在，是已逝的生活，它應該和我們正在經曆的生活一樣豐富；“曆史”作為一種表述，因人而異，也應和“現實”一樣歧異，可是，長時間以來，“曆史”不僅成了帝王將相的曆史，而且成了一種確定的、客觀的、單一的曆史。雖然事實上人們敘述出來的曆史並不相同，但常常將其歸結為某種歪曲的結果。有“歪曲”自然意謂有客觀的、未被歪曲的曆史在，而這個“曆史”可能現在被發現了，這個被發現的曆史這會兒正在自己手裏。說來說去，自己理解的曆史才是真正的曆史。所以，雖然反對將曆史變成帝王將相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的曆史的意見早已寫入偉人的著作，但寫出來的曆史依然是偉人們的曆史，隻不過將帝王將相變成領袖、英雄、人民的“代表”而已。所以如此，除去許多已經說出和不能說出的原因外，一個過去人們較少重視的原因就是過去寫出來的曆史都是政治史。“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階級鬥爭自然是政治。政治是國家大事，著眼於政治、階級鬥爭的曆史自然是大人物的曆史，至於這些大人物叫帝王將相還是叫領袖、人民代表，其實是無關緊要的。但生活不是千千萬萬的人的生活嗎？生活裏有政治但不隻是政治。有人離政治遠有人離政治近，小人物離政治遠大人物離政治近。生活是不太分大人物小人物的。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生活，小人物有小人物的生活，這些生活是無法通約、無法由別人“代表”的。“口述曆史”的革命性意義就在於它將曆史由政治史轉向生活史，順帶著將帝王將相、英雄、代表們的曆史變成了平凡的普通人的曆史。從政治到生活，從大人物到普通人，曆史也還原於細節，而細節是走向真實的開始。這也是我有機會參與這項活動、把自己的經曆回憶、講述一遍的原因。
作為地道的小人物、普通人，自己一生平淡無奇。該上學時上學，該工作時工作，該結婚時結婚，該生孩子時生孩子。當了學生當老師，當了老師後又當學生，當完學生後還是當老師。出這個學校門又進那個學校門，一輩子沒有離開學校。過去在學校被老師批評，常聽到的一句話：“你們這個樣子，以後到了社會上怎麼辦！”好像學校不屬於“社會”。如此看，我這一輩子就生活在“社會”之外了。當然，老師的意思是你們以後不當學生了怎麼辦。在學校裏當老師和當學生還是不一樣的。舊時的劇院裏常有一副對聯：“舞台小天地，天地大舞台”，套過來似也可以說，學校小社會，社會大學校。雖不及前者蒼涼悠遠，多少也包含了一些真實。但學校和處在社會生活中心的官場、經濟活動第一線總還是有區別的。說自己一輩子遠離社會當然不對，但說自己一輩子離社會生活的中心有些距離還是實事求是的。
然而吊詭的是，就是這樣普通的小人物的和社會生活中心有些距離的一生，生活卻常常被政治充斥了。成人後的生活且不說，幼時在故鄉，在一個偏遠的小山村，按理，應該離政治、離國家大事遠了吧？一個小孩子，應該如魯迅先生說的，“主要是吃、玩、遊戲，學些極普通極緊要的知識”，離階級鬥爭之類有很大的距離吧？可是，不，不僅不遠，而且被整個地卷在階級鬥爭的漩渦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割稻挖煤煉鋼鐵，學習也被貼上階級鬥爭的標簽，不僅學習的內容而且學習的方法也被政治化，如深入工農兵，和工人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之類。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整個社會生活都被政治化階級鬥爭化了。一些本無疑義的個人生活領域，如日常起居、上學讀書、結婚生孩子之類，不是被政治泛化就是被擠壓，從階級鬥爭的戰場上消失了。離開了正常的生存狀態，生活被異化，用北京人的話說，叫“擰巴”。我這一生，至少是中年以前的生活，是在“擰巴”中度過的。
存在決定意識，“擰巴”的生活不可能完全不影響到人對世界的看法。進入80年代以後，社會生活漸趨正常，我也重回大學讀書並留在那兒工作，因為工作的內容與兒童、童年有關，自己童年的際遇便時不時地浮現出來，對自己現在的思想、情感產生影響。那時的文學批評是盛行本質論的，就是將對象看做一個客觀的存在，研究就是去偽存真、由淺及深由表及裏地下工夫，在表麵現象下找出一個被掩蓋的本質。如說“兒童”，就是天真爛漫、幼稚可愛、祖國的花朵、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之類。我也信過，照著說過，心裏卻不自信，毋寧說還有些抵觸。隻是一點感覺，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想來，可能就是自己的童年生活、自己在童年時代的所見所聞在作祟吧。雖然文學中的“童年”不等於現實生活中的童年，文學中的“兒童”也不等於現實生活中的兒童群體，但二者間不可能沒有關聯。一個人在文學、美學中談及“兒童”“童年”這些美學範疇的時候聯係到自己的童年，或不自覺中受到其影響，有時也是難以避免的。一個沒有童年，談起童年就唯恐避之不遠的人，讀到、聽到人們將“童年”“兒童”稱為天真爛漫、幼稚可愛、祖國的花朵、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之類的時候，有一些抵觸，有一些不認同，不能說事出無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