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是一種啟示：“童年”“故鄉”等都是建構出來的。“童年”是一段時間，但同樣生活在50年代，你的童年和我的童年是一樣的嗎？“故鄉”是一個空間。但同樣是那個小山村，一個“文革”中生活在那兒的人和一個改革開放年代生活在那兒的人回憶起來的時候，感覺、印象能是一樣的嗎？時間是特定空間裏的時間，空間是特定時間裏的空間，“故鄉”也好，“童年”也好，指的都是一種時空體，這種時空體和人的感覺聯係著，因而千變萬化、千差萬別。為什麼現當代中國兒童文學中，一說起“童年”“兒童”馬上想起的就是“天真爛漫”“祖國的花朵”一類的詞？因為它反映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意誌，屬於主流意識形態的聲音，是主流意識形態有意建構出來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大陸政權更迭，新確立的主流意識形態要表明自己的合法性，總是要說此前的時間如何黑暗，現在的治下是如何的光明。將兒童描繪成祖國的花朵、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就是由這種需要生發、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有其合理性，但也掩蓋了真實的現實生活中極為複雜的狀況。我在自己那個小山村看到的、經曆的生活，該就是被掩蓋的狀況之一。如果說這種狀況是極個別的，是曆史前進中的偶然現象，那也不足為怪，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個別的偶然的現象，但從後來暴露出來的材料看，這種現象在當時是極為普遍的。如虹影在其《饑餓的女兒》中寫的，雖是四川重慶的情景，與我遠隔千裏萬裏，卻那麼的相似。在官方的曆史中，這些都被有意地遺漏和掩蓋了。但在具體的、普通人的曆史中，卻是無法遺漏也無法掩蓋的。比如我，說及童年，我不說大躍進不說砸鍋煉鐵不說到處割稻挖煤我說什麼呢？具體的存在是誰也無法代表的。我不能代表別人的存在，別人也不能代表我的存在。正是有這樣一些經曆、經驗，使我在感覺上、在後來的文學評論活動中有一種厭惡和拒絕本質論的傾向，這或許是我並不愉快的童年給我的一點饋贈。
從事文學評論的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將“童年”“故鄉”詩化的傾向。中國的“童心論”，西方的湖畔派，都基於一種浪漫主義文學想象。浪漫主義凸現心靈的自由，主要不是表現現實的生存狀態而是表現生活應該是什麼樣的狀態。當他們感到現實的壓抑、沉悶、異化、不自由時，就用想象中的童年、鄉村予以對抗，塑造出質樸、天真、充滿生趣的童年、鄉村形象。如此建構的“童年”“鄉村”其實是帶有很強的社會性的。但建構不是建構者單方麵決定的，建構是人的主體行為，但如何建構、建構出的結果呈現為什麼樣的形態，肯定會受到對象的規定和製約。童年、鄉村被建構為質樸、天真、充滿生趣的形象，是因為它們處在生命、生活的源頭，天然地有著與社會、與功利、與現代化的距離，容易被詩化，容易被在現實生活中弄得身心疲憊的人想象成精神的故鄉。但這是就“童年”“鄉村”作為一個整體而言的，而且是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的，具體到每一個人，他心目中的“童年”“故鄉”是不是有這種詩化性質，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我的童年是在20在世紀50年代的浙西的一個小山村度過的，看得最多的不是無憂無慮的歡歌勁舞，不是窗明幾淨中的書聲琅琅，而是勞累、饑餓、死亡，是欺上瞞下有組織的說謊，是失去理性的體製性瘋狂。這樣的時空體是很難被詩化的。這或許就是我初接觸兒童文學、看到書上看到別人將“童年”說成無憂無慮、天真稚拙時心裏有些抵觸、有些異樣感覺的原因。
這並不否定將“童年”、“鄉村”想象為人的精神故鄉的某些合理性。因為童年、鄉村本身包含了這種特征，當人們將“童年”、“鄉村”作為一個整體來與成人社會比較的時候，這種特征就會凸顯出來。我們上麵說的，集中起來主要兩點：其一，不管“童年”“鄉村”作為美學概念如何受到生活自身的影響，它們是建構出來的，這和本質論將其看成客觀事物的特征是不同的。其二，因為是建構，因為建構者各自依據的文化、心理、生活經驗的不同，建構的結果是有很大差異的。因此，不能將“童年”、“故鄉”的內涵定於一尊。故鄉是一段歲月，歲月不同“故鄉”自然也就不同。這對不同的建構者、不同的建構群體也提出要求，在尊重自身感覺的情況下，也要尊重其他人的建構，尊重不同時期、不同群體建構的“童年”、“故鄉”觀念，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眾聲喧嘩中獲得相當確定性的東西，包括將“童年”、“鄉村”詩化，將“童年”、“鄉村”看做是人類精神的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