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之夜，我竟忘了給母親燒紙。夜半睡去，母親竟來了，笑吟吟地看我，還帶了好些從前我最愛吃的、穿的。我驚呼：“媽，你回來了？”撲過去抱她，她竟泥一樣地化了。十多年過去，我不再為母親流淚，因為我越來越相信靈魂的存在，母親的“靈”其實從來就沒有離開過我。
20年前，突然想要去看外麵的世界，這一“去”就是萬水千山。1995年的夏天，眼看就要告別移民闖蕩的萬般辛苦，憂慮的母親卻在一個黎明前的暗夜閉上了她57歲的雙眼。隔山隔海，我不能歸去！一直牽掛我的母親終不能等到那張綠色的通行證，更不能等到我那腹中的孫兒呱呱落地。“子欲養，親不在”，母親的驟然逝去，成了我海外生命裏不能撫平的痛。
人到中年，總是會想起自己究竟從哪裏來。生命本是一個鏈條，一節一節往下傳，趕在時光的隧道裏，覺得自己存在的意義隻能往下而不是往上。恍然駐足，才發現血脈的承傳卻是一個逆反。如今每每照見鏡子，分明就是母親的輪廓，還有日日的吃飯穿衣，甚至說話和思想，都無時無刻地告訴我母親與我同在。
母親走後，我開始懼怕歲月，因為那棵曾經為我擋住死亡的樹倒了，我的前麵變得如此空曠。樹雖然不在了，但那個坑還在，想要活下去的我就常常守護著這“坑”，思念著那大樹底下枝枝蔓蔓的故事。很多年過去，終於明白，眼淚已不是懷念，高興起來才是對母親真正的紀念。一個大時代中的普通女人，母親的一生雖短，但她從生命裏汲取的快樂，其實比我多了太多。
母親姓駱，生在陝西渭河北岸的一個駱家村。那個地方幾千年風調雨順，家家都有在外麵上學工作的兒女。外公、外婆無子，就學著親戚們努力地供母親念書。母親的一個堂姐，早年上的是有名的故市中學，那學校創辦時李大釗都寫過賀信，不少老師都是地下黨，母親的那位堂姐後來就去了延安。母親因為年少，十歲就趕上了“解放”，後來考進了渭南城裏的瑞泉中學，在那裏遇見了我的父親。
高中畢業時，父親家境衰敗，不得已到了陝西師大學學數學，母親則因為考作文《我的母親》，通篇寫自己的老母親而隻字不提“祖國”，被錄取到西安體育學院扔鐵餅。禍兮福兮，兩個社會主義的螺絲釘竟然就順利地結婚生子。
20世紀的60年代，是很多中國人告別青春的分水嶺。對於一個女人，為妻、為母，更是人生的重要分界線。結婚後的母親完全地改變了自己，從我有記憶開始，她的那雙手除了講課時留下的粉筆末外，就是用來尋找食物和製作食物。母親對於食物的熱愛，至今想來甚至都有些悲壯的意味。
我每每想起母親，首先想起的就是她身上那些與食物相關的味道，準確說就是廚房裏的味道。那裏麵有碎肉的香，蔥薑的香，米麵的香，還有油煙的香，一起融在母親的身上，窄小得隻容一人轉身的廚房，儼然就是母親一生中醉心的戰場。
都說兒時的歲月清苦，但我的記憶裏卻有許多好吃的記憶。也不知道母親哪裏學的本事，她會用石灰給我們醃鬆花蛋，那蛋真的變成鬆塔那樣的棕色，上麵長著一朵朵小花。夏天時母親用西瓜瓤曬醬，紅紅的醬汁鹹中有甜，比買的麵醬還好吃。秋天來了，母親到處收集醫院裏掛吊針的瓶子，把過季的西紅柿灌進那瓶子裏存到冬天，待到大雪飄飄時給我們做西紅柿雞蛋湯。快到冬天，母親在後院的牆根下挖一條溝，把蘿卜白菜蔥埋在地下等待春天。
小時候特別想吃肉，可是每人每月隻能分配到四兩肉，吃到嘴裏的隻有加了鹽的碎油渣。最絕的是母親能找來羊油，給我們夜裏炸油條，還要趁熱吃，否則腥味就受不了。母親還能找來肉皮，熬成肉皮凍，撒上蔥花和辣油，味道真是好。每當快過年的時候，母親就開始拜托她的學生多方打探鄉下人哪裏有豬頭肉的下落，於是，我們家的廚房裏就總能蹲著一個麻布包的大大的家夥。
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夜晚，爐子上燉著熱水，紅紅的煤球裏插著一根鐵棍子，就看見母親用那燒紅的鐵棍子燙豬頭臉上的毛，再一次次地用開水清洗，最後放進大鍋裏煮，沒多久，滿屋就開始彌漫著油氣裏散出的肉腥腥的香。母親做的豬頭肉很特別，一定要煮到頭骨散開，但並沒有完全化掉，然後將骨頭揀出，再將肉湯濾過，用布包緊了碎肉，壓在瓷盆裏，凍到窗外去。年三十的晚上終於到了，就見母親從外麵抱回大瓷盆，將肉倒出，切成片，拌上蔥花薑絲和醬汁佐料，裝在盤中，然後從床頭下摸出一瓶藏了很久的西鳳酒，放在爸爸麵前。
到了端午節，母親不會包粽子，但能找來葉子和江米，再請來街坊鄰居幫忙。印象裏母親的手在米水裏泡得更加白胖，總也捏不好粽子，隻好一次次拆了重新再包。終於全部包好了，夜裏煮進鍋裏，母親一次次去看水熬幹了沒有。直到早晨，我們拿出粽子，興高采烈起來，看母親卻坐在沙發上歪著頭睡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