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迅速變化的生態環境中，不大特化的動物較之高度特化動物更易於生存和繁榮。現代人類則已經占據了地球上的開切可以生存的生態環境，而且在靈長類中保持著最高的群體密度。人類的進化速度和進化方向顯然與其他高等靈長類動物不同，這不僅取決於純粹生物學意義上的基因選擇，而且還在於人類文化的作用。威爾遜認為，文化的雛形在較高等的靈長類中也普遍存在，但是隻有人類才實際上把文化滲入到生活的各個方麵。威爾遜用一種“自催化模型”來說明這種進化過程。在人類的進化史上，遺傳係統與文化係統的軌跡是平行的。基因選擇和個體、群體選擇在人類進化史上都起過作用。當最早的類人猿適應了陸地生活而直立起來用雙足行動時，手就自由了。這樣就更利於工具的製造和使用，由於利用工具的習慣不斷發達而發展了智力。精神能力與傾向又加強了對人工製品的利用，整個物質文明基礎就發展了起來。新的社會組織結構提供了智力進化的新動力，智力進化轉而使製造的工具更精密，使用更廣泛。這種因果循環不斷加強，使進化過程加速，從而使早期人類獲得巨大的能力。在這個模型中，早期人類在遺傳上的進化與文化上的進化互相促進，平行發展。人類社會的分工、性行為模式和其他社會結構，以及社會行為都可以從這個模型中尋找到得以解釋的依據。人類社會組織的一個明顯特點是極大的可塑性，變異或差別達到了極端的程度。為什麼人類社會容易變化？為什麼人類社會的成員在行為和成就上可以有如此大的差異？要完全解釋清楚這些事實是困難的。但是，社會結構中這麼多的變化不會和生態環境沒有關係，而且人類缺乏來自其他物種的競爭。這就是生物學家所稱的生態放鬆現象。
在過去一萬年的時間裏，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控製環境方麵已經如此成功，以致於幾乎任何一種文化都能持續一段時間，隻要它具有一種適度的內在一致，而且總的說來不停止生育就行。沒有一種螞蟻或白蟻能夠享受這種自由。由於來自其他動物的捕食和競爭，昆蟲在社會行為的每一環中最輕微的無效都將導致該物種的迅速滅絕。也就是說，動物物種傾向於被禁錮於生態係統之中，活動範圍很小，而人類則在很大程度上逃脫了種間競爭的壓力。人類行為的形成，究竟是什麼因素在起決定作用，這是心理學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在行為與環境的關係上，心理學界環境決定論者認為，人的行為形成是由環境因素決定的，環境可以改變人的一切行為，可以從環境方麵解釋人類行為的差異。行為主義就屬於環境決定論。還有一些人主張個人決定論，認為人的行為形成是由個人因素決定的，人類行為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動機，包括需要、本能和衝動，這些是控製個人行為的主要力量。半個世紀的爭論使越來越多的人明白，人是環境的一部分，人本身並不是真正獨立的，因此上述走極端的單因素論都不能恰當地解釋個人、行為與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
近年來，很多心理學家采取了折衷的立場，認為個人因素和環境因素都能對人的行為形成與變化產生決定性作用。美國著名心理學家班杜拉的交互決定論就是新觀點之一，它以環境決定論為基礎，但在認識個人與環境的關係上又深入了一步。
（2）從環境決定論到交互作用論
人是環境的一部分，同時環境也是人的一部分；人受到環境的影響，同時人的行為也創造了某些環境。環境、個人與行為的關係是這樣的：環境是決定行為的一種潛在因素。環境隻有在適當的行為配合下才能產生影響，而不是以一成不變的固定方式影響個人。行為的作用擴大了環境與有機體接觸的範圍，行為能夠創造出環境的條件，調節著環境的影響。環境既可以在行為發生前影響行為，也可以在行為後影響行為。在這兩種情況中，人們都是根據自己與環境接觸的經驗，根據自己行為的效果，根據環境對行為的獎懲作用來學習修改自己的行為。
個人是決定行為的重要因素。人在發生外顯行為時，往往有其內部原因，個人的認識與自我調節是決定行為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人們能夠對作用於他們的外部環境刺激進行選擇、組織與加工，以此調節自己的行為。個人和環境因素之間具有交互作用，個人因素必須得到環境因素的支持才能發生作用。同時，個人對於環境來說隻是一種潛在因素，隻有在積極活動時才能產生影響。所以，行為可以部分地決定潛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作用。並決定以什麼方式產生作用。行為是交互作用中的決定因素。行為對環境的影響，一方麵可以使環境因素得以激活，另一方麵也可以創造環境。行為是受環境因素調節的，而環境因素也部分地由個人自己決定。人的行為同樣也對個人因素產生影響，人們通過行為所產生的經驗也部分地決定了人們的期望、思考和他們所能做的事。個人行為和環境的關係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研究中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從行為主義的環境決定論到班杜拉的交互作用論，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畢竟又邁出了一大步。這種認識對於我們理解社會生活中的眾多現象，富有啟迪作用。心理學中的環境決定論研究的是人類個體行為形成與環境的關係，這同文化與社會發展的研究中的環境決定論不同。後者認為，一個民族的物質背景，包括自然資源、氣候、地理上的便利條件，在其文化形成中是主要的決定因素，反對用曆史和傳統、社會、經濟因素及任何其他文化因素來解釋社會的發展。環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地球學家亨廷頓，他主要研究氣候、地形、地理和曆史變化、人類活動以及文明分布的關係。
環境決定論遭到了很多社會科學家的反對。從社會可持續發展角度來看，這一學說的根本錯誤在於，它忽視了人們是生活在社會組織之中的，是通過有一定結構、一定文化的社會組織和大自然打交道的。社會生態係統是一個開放係統，有自己的組織機製。因此，盡管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因素常常有力地影響了某一區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但從整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來看，這種影響並不是決定人們的社會行為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社會生態係統本嶴在不斷進化之中，人們和自然的關係也在不斷發展，從妥協到對抗，從對抗到協調。如果說在原始人類和現存的原始民族的行為中，可以看出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因素的較強烈較明顯的影響，那麼隨著人類技術的進步，自然地理屏障不斷被克服，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就越來越小。
受生物學中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社會也象生物個體一樣，應該看作進化著的生物有機體。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有斯賓塞、基德、泰勒、霍布豪斯以及以《古代社會》一書而很受恩格斯推崇的摩爾根等人。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影響人口變異的自然選擇過程，將導致最強競爭者的生存和人口素質的不斷改進。這種社會進化理論的理論在西方卻被人用於支持政治上的保守主義，把貧富差距和政治鬥爭看作生存競爭的結果。社會達爾文主義成了帝國主義和種族主義政策的哲學基礎。進入20世紀以後，由於生物學知識和文化現象知識的領域不斷擴大，足以駁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觀點。有大量的事實證明，自然選擇對大多數最富競爭性和侵略性的個體來說，並不一定是有利的。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社會進化過程並不是沿著一條直線發展的。在20世紀中期，又出現了一個叫做新文化論學派，把進論學說應用於文化變遷與文化適應等方麵的研究。這些學者認為，人類文化隨著時間的推移由簡單向複雜發展，此種發展可由先進社會裏存有原台的文化特征為證。他們相信人類精神統一的理論，相信不論過去或現在，自然環境條件是致的，而且人類對於這些環境的反應也是一致的。研究人類社會中的行為、信仰、習慣及社會組織的學科在美國稱為文化人類學，在英國通常稱為社會人類學，而在法國和德國則稱為民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