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獲獎作家
PatrickWhite（1912－1990）
回頭的浪子
我今年四十六歲，在國外度過了二十個年頭。最近十年，幾乎寸步未離卡斯爾山那六英畝的“山茱萸”農常這聽來有些蹊蹺，也許是值得解釋一下的。
我從小所受的教育使我相信這樣的格言：唯不列顛人正確。早年，我確實接受了它。在一所英國公學裏，我被熨得平平整整，最後在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卒業。直到1939年，我獨自漫遊了西歐大部，以及末了還逛了大半個美國以後，我才開始成長起來，開始獨立思考。而戰爭則完成了我性格其餘部分的改造。本來似乎是多彩的、理性的、稱心如意的生活，令人痛心地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寄生生活。沒有任何東西像雨點般的炸彈那樣促使人估價自己的成就。在閃電戰開始的最初幾個月裏，這位已經著有兩部頗為成功的小說且聲名在外的澳大利亞人，夜裏獨坐在他在倫敦的臥室兼起居室裏，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的成就幾乎等於零。有意義的是，也許那時他正讀著艾爾的《日記》，也許他遇到了“頂頭風”，自然不時地走向櫃子，取出那瓶卡爾瓦多斯白蘭地多喝幾口。總之，他第一次體會到那種無所依傍的感覺，阿利斯特·克肖曾對這種感受表示哀歎，並把它解釋為一種“謀求再度用鼻子觸磨母國仁慈的乳頭的願望”。
我在滯留中東的整個戰爭期間，始終渴望返回童年的天地中去。童年畢竟是藝術創作者所能汲取的最純潔的源泉。這種願望又被對沙漠景物的極度留戀所加劇，但是在我隨部隊駐紮希臘的那年，它幾乎得到了滿足。因為在希臘，各方麵都顯得完美無缺，不僅是古跡美，而且還有自然風光美。同時，日常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非常溫暖。那麼為什麼我沒有留居希臘呢？我曾經動心過。也許是因為我意識到，即便是最道地的居民海倫諾菲爾，也隻不過是心甘情願地扮演了地中海東部沿岸流浪者的喜劇性角色而已。當地人民似乎並非不動情地說，他不屬於那兒。對他來說，這是可悲的，不過他無足輕重。這個海倫諾菲爾，至今還在謙卑地盼望著自己能屬於希臘。
這樣，我便沒有留在可以供我選擇的希臘。部隊在英國解散了，這給我帶來了兩種可能性：要麼留在我當時所感到的實際的和精神的墓地，其前景是不再當藝術家，而成為一個最無成效的人，一個倫敦知識分子；要麼返回故土，回到記憶中最富刺激的時代中去。說實在，吃厭了我所能吃得起的倫敦餐館那種軟乎乎、甜蜜蜜的可怕的燉馬肉後，填飽肚皮的想法也起了作用。於是我回國了，在卡斯爾山買下了一個農場，同朋友兼合作者，希臘人曼諾力·拉斯卡力斯一起，開始養花種菜，飼養德國種小獵犬和薩納種山羊。
最初的幾年，我對這些活動感到滿意，並讓自己沉浸在自然風光之中。要是有人提起寫作，我會說“嗬，也許有一天”，但我並無真意來充分考慮這個問題。《姨媽的故事》寫於戰爭剛剛結束，我回澳大利亞之前。國外評論家對這部小說的反響不錯，但像往常一樣，國內評論家的反映不佳。小說未能被人卒讀，公共圖書館中書頁的狀況顯而易見地說明了這一點。但對我來說。除了吃穿和頭頂上屬於自己的屋頂，似乎一切都無關緊要。
隨後，我忽然開始感到不滿了。不管澳大利亞評論家的態度如何，也許寫小說是我唯一可能取得某些成功的事情。甚至我那一半的失敗在某種程度上也證實，要是我不寫作，生活便會毫無意義。我滿懷激情地回到了我年輕時離別的故土以後，真正發現了什麼呢？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止我像阿利斯特·克肖和很多別的藝術家那樣，收拾行裝離去呢？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認：沒有。四周伸延著澳大利亞的巨大虛空，在那裏，思想是最空洞的；在那裏，富人就是重要人物；在那裏，教師和新聞記者統治著一切精神領域；在那裏，漂亮的青年男女透過毫無判斷力的藍眼睛注視著生活；在那裏，人的牙齒像秋天的葉子那樣掉落，汽車後部的玻璃每時每刻都在增大，隻有肉餡餅和大肉排，才算得上好飯食，強健的體魄壓倒了一切，物質上的醜惡不會使普通人感到震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