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獲獎作家
JaroslavSeifert（1901－1986）
世界美如斯
我們沒有時間孤獨，
我們隻有歡樂的時間。
—阿爾貝·加繆
當我靜靜地緬懷往事，尤其是當我緊緊閉上眼睛的時候，隻要心頭一動，腦海裏就會浮現出如此之多的善良人的麵容。我同他們曾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期而遇，曾同其中的不少人結下了親密的友情。回憶迭替著回憶，一個比一個更加美好。我似乎覺得剛剛在昨天同他們談過話，還感覺得到他們遞過來的手上的溫熱。
我仿佛還聽到沙爾達愉快的笑聲，托曼的冷嘲熱諷以及霍拉的娓娓清談。在這種時刻，我似乎覺得要是不把同他們相處歲月的一些東西記下來，哪怕是隻言片語，一則小故事，或是一段趣聞逸事，那就未免太可惜了。他們都是一些心地極其善良、很有意思的人。在那些同他們建立過友情並對他們的文學生涯頗為熟悉的人中間，我可能屬於最後一批了。我也是能夠將瀕於湮沒的舊事記錄下來的最後一個人了，直至有一天我自己也將加入他們在冥冥中的沉默而無形的行列。
他們都已去世，但是我不會喟然歎息，盡管眼淚，正如尤維納利斯所說，是我們的感官中最美麗的部分—“Lacrimae：nostriparsoptimaSensus”，要是我在學生時代背下的句子沒有記錯的話。然而我不會寫回憶錄。我家裏沒有片紙隻字的筆記和資料，況且我也缺乏寫這類東西的耐心。於是，我隻剩下了回憶。還有微笑！
1927年1月底，霍拉走進了杜莫夫卡咖啡館，給我帶來了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詩集《鮮花盛開的樹》。這個日期是我在書中他的題詞下麵發現的。當時我同他談了些什麼，現在當然記不起來了。不過肯定是談到了某個已經去世的人，也許是談到了沃爾凱爾吧，因為關於沃爾凱爾的詩我們當時議論得很多。突然，霍拉把送我的書又要了回去，然後他在正文前麵第二張空白書頁上寫了這麼幾行詩：
陰影籠罩著墳墓，
鼓手與世隔絕。
須知死者也會嫉妒！
頹喪的垂柳以自己的沉默
將人聲撕裂。
死者在冥冥中說生者的閑話。
這幾行詩顯然是霍拉的即興之作。在幾乎半個世紀以後，當我躺在維諾赫拉德醫院裏時，這幾行詩又突然躍入我的腦際。維諾赫拉德醫院坐落在維諾赫拉德墓園南牆的對麵，從病房的大窗戶我看得見許多墓碑和十字架，還有那座低矮、淒涼、式樣古怪的建築物—骨灰堂。
一天傍晚下起了小雪，紀念碑和牆上積了薄薄的一層雪糝，仿佛攝影師為了使昏暗中拍攝的圖像輪廓顯得鮮明一些，在晦暗的石頭浮雕上撒了一把麵粉似的。
暮色已深，醫院沉浸在夜的寂靜中。忽然，我聽見身底下傳來說話的聲音，兩個聲音不協調地交雜在一起。顯然這是某位大夫打開了半導體，另有一位病人忘記關閉每個病房都有的有線廣播便進入了夢鄉。在這座單薄的現代建築物裏，聲音好像來自地底深處，但清晰可聞。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沒有掛窗簾的大窗戶，望了一眼窗外的墓園。這兩個聲音真像是從近在咫尺的墓園裏、從地麵底下冒出來的。
我連忙驅散了這個幻覺。死者是緘默的，執拗地緘默不語。
因此，還是讓我來說他們的閑話吧，說這些長眠地下的故人的閑話。不過，我將友善地、懷著熱愛說他們的閑話。
我也要說自己的閑話。
（莊繼禹譯）
傾心相告
幾年前有一家畫刊的年輕女編輯來訪問我，她把小提包裏的東西統統抖摟在我的桌子上：香粉、粉撲、唇膏、鑰匙、筆記本和鋼筆。然後她一邊把桌上的東西一件一件扔回提包—就剩下筆記本和鋼筆，一邊開始進行早先預約好的談話。她準備給畫刊寫一篇關於布拉格的文章，可是第一個問題就暴露出她作為新聞記者的稚嫩。她信賴地看著我的臉，天真地問我：從什麼時候起我才真正喜歡這個城市的。
真是碰巧了！對這個幼稚得叫人哭笑不得的問題，我能夠準確地回答，甚至是樂於回答的。
我小時候經常到不遠的伏爾塔瓦河上遊的克拉魯比—我的外婆家去。你坐快車去的話，站一會兒就到了。到克拉魯比去始終是一件使我感到無限快慰的事。可是等到假期過去一半，我就開始想家、想媽媽。有一天，我竟繞過克拉魯比墓地跑到德伯恩去了。從那兒踏上公路幹線走到了都爾斯柯，甚至都爾斯柯也走過去了。我跑得累極了，不得不在溝邊的田埂上坐下來喘一口氣。就在這一瞬間，我看見了她—布拉格。那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赫拉德強尼的剪影，但對於我來說，是多麼又驚又喜的一瞬間呀！這幅剪影最多不過像當時貼在火柴盒上的火花那麼大。我高興得哭了起來，眼淚啪啦啪啦地從我的灰塵滿麵的臉上掉到襯衣的領子上。這一場哭，是思念與愛的哭，是兩種強烈情感合而為一的哭。直到今天，每當我驅車鑽出維諾赫拉德隧道時，就情不自禁地想念布拉格。我甚至在巴黎的時候也情不自禁地想念她，真是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