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往往愛哭。哭是有原因的。生活中不如意事常八九，哪能總是笑逐顏開。有一次我跟卡萊爾·托曼說起我偶然到過的蒂內茨聖母院。那是一座未建成的哥特式大教堂的壯麗遺跡。托曼立即淚水盈眶。因為蒂內茨附近正是他的家鄉柯柯維采。
我坐在斯拉維亞咖啡館的窗口，注視著民族大街兩邊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從前這裏卻是可以安靜散步的地方。揚·聶魯達早先經常在這兒散步的。
我可以生動地想象出他的身影。我們對他都很熟悉。當年他可是個美男子，他的麵容無疑曾吸引了不止一個婦女的目光。假如今天他從這裏走過，他的腳步會把沿街的玻璃窗震響。是的，一定會這樣的！這天下午春光明媚，貝特靜山上的丁香正送出芬芳。
若說這位著名詩人是布拉格最偉大的詩人，恐怕不會有人提出異議。可是在他的詩作中除卻偶爾不顯著地提一提之外，竟找不出一首以布拉格為題的詩來。然而，他的全部詩歌幾乎都充滿了布拉格的氣息，聶魯達愛這個城市，並且在這裏生活。因而直到今天，小城和赫拉德強尼還充溢著詩人個人的魅力。聶魯達還在不斷地回到那裏去。啊，不！聶魯達始終沒有離開過那裏。我們到處可以遇見他，在每個角落裏遇見他，無論春冬，無論暑夏，還是令人懷念的布拉格金秋。
有一位評論家在評論《披著光明》這部詩集時責備我在詩歌中隻描寫布拉格的曆史美，而對於一度曾是平民與工人聚居、工廠林立的布拉格無產階級市郊卻不屑一顧。這樣的指責是不公正的，我從前和現在都並非如此，我必須為自己辯護。我生長在日什科夫，這個風光如畫的布拉格市郊的歡樂和哀愁至今活在我的心中。從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領我從克拉洛夫斯基—維諾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的話，我能準確無誤地說出它們的地界。我能辨出日什科夫街道上的氣氛，我的腳能摸出日什科夫的人行道和馬路，知道哪兒是沒有蓋房子的空地塊和公園。當然，我不打算做一番自我評價，然而我詩歌中的無產階級世界一如往昔，盡管與此同時我可能描寫加冕大典上的珠光寶氣。
我常常站在日什科夫的崎嶇、陡峭而富有特色的街道上眺望布拉格。從玻璃匠街的轉角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遠處的赫拉德強尼。當我從一個由小店鋪、小酒肆和敝舊不堪的小飯館所構成的世界中走出來，跨進古色古香的、由曆史岩石築成的魅人領域，將額頭貼在聖維特教堂的陰涼的瑪瑙上時，我此時此刻的感受也許足以說明布拉格為什麼會使我如此著迷了。
我在日什科夫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時間並不太長。生活太匆忙了。在那裏，我親身經曆過這樣的場麵：因為麵包漲了兩個銅板，憤怒的人群上街遊行。我記得，他們讓我扛標語牌，牌上用鐵絲綁住一隻圓麵包，並且在2Kr．上醒目地打上叉。在那裏，我還經曆過一場激烈的進入維也納國會的選舉。那是社會民主黨人同教權派的鬥爭。當時教權派的頭頭是臭名昭著的神甫羅德尼茨基。這位教士即使在教徒中，也是不受歡迎的。在他吃力地—因為他肥胖得出奇—爬上布道台之前，教堂裏的人幾乎走光了。媽媽在家裏經常講起這件事。我拉著爸爸的手不往教堂跑，而是跑到社會民主黨的宣傳站和單獨設立的投票站去。這些印象深刻的早年經曆引導我在幾年之後走向離日什科夫不遠的“人民之家”。
日什科夫這個聲譽卓著的市郊，曾經為了商業投機的目的迅速地在斜坡上建立了起來。斜坡一瀉而下，直至有著曆史意義的高崗的穀底。這樣一個地方不言而喻是我少年時代最心愛的冒險樂園，從玩玻璃彈子到多次的一見鍾情，從踢足球到薄暮時分躲在地窖裏或閣樓上的初次擁抱。等到我約女朋友去散步的時候，我已放棄了日什科夫的街道。因為我覺得那兒已經不太保險了。我往往轉移到貝特靜山的山坡上，轉移到寬闊的斯特洛莫夫卡的樹陰底下去，那兒的一株株古樹上釘著有它們名稱的鐵皮小牌子。
貝特靜山—愛情的果園和戀人的幽穀，從春天起，花間枝頭就飄蕩著歌聲。經“餓牆”梳理過的風帶來克裏沃克拉特樹林中的芬芳，它還收盡貝特靜山灌木叢裏的馨香，把它們一並散發到布拉格的各條街道上去。夏日的驕陽投射在樹木上的時刻，這個果園是光豔照人的；秋霧籠罩著布拉格時，她具有婉約淒迷的風姿。然而，唯有在春天，當她淹沒在一片雪白的花海之中時，才顯示出無與倫比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