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大腦中激起背誦它們的願望的，既不是緊湊的文風，也不是題材內容。這兩個特點對一個老練的讀者來說並不新鮮。她的獨到之處在於情感的形態及其主題上的處理方式。詩裏的女主人公受到背叛，受到嫉妒或內疚的折磨，自尊心受到傷害，她更多的是自責而不是怨天尤人；是雄辯的寬宥而不是譴責；是祈禱而不是呼喊。她向人們展示了她從十九世紀俄國散文中學得的全部細膩情感和複雜心理以及她從那一時代詩歌中染上的高貴氣派。此外，這些詩裏濃重的諷刺和超脫的口吻也與眾不同，它們是作者形而上思辨的產物，而不是遺世獨立的捷徑引導的結果。
毋庸置疑，這些品質對於讀者來說來得既省力又及時。詩歌是情感教育的最好形式，讀者儲存在記憶中的阿赫瑪托娃的詩句陶冶著他們的心靈，幫助他們抵禦新時代的庸俗的攻擊。領會個人戲劇中的深奧哲理有助於人們在曆史舞台上站穩腳跟。所以說，讀者身不由己地陶醉在她的作品中，並不完全因為她的短詩的優美。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這個本能是保護自我的本能，因為曆史大潰退的腳步越走越急了。
阿赫瑪托娃明白無誤地聽見了這腳步聲。《白色的雲朵》裏高亢的抒情聲中摻和隱而不顯的恐怖的音符。用以節製帶浪漫性質情感的手法用來節製極度的恐懼，可獲得同樣理想的效果。恐懼日益同前者交織在一起，最終導致情感重複，而《白色的雲朵》就是這一發展過程開始的標誌。由於這本詩集，俄國詩歌撞上了“真正的、非日程表的二十世紀”，但沒有碰得粉碎。
阿赫瑪托娃對於這次碰撞似乎比她的同時代人更有思想準備。十月革命發生的那年，她二十八歲，既不過於年輕而陷於輕信，也沒有足夠的閱曆來作出合理的解釋。再者，她是個女子，無論是讚揚或是譴責均與她的身份不相稱。她不準備像接受邀請一樣接受社會秩序的變化，來改變她采用的格律和聯想鏈。她忠實自己的語彙，自己獨特的聲音，她要運用個人心靈做多棱鏡去折射而不是反射生活。唯一的變化發生在細節的取舍方麵。以往細節的作用在於衝淡飽孕的情感，分散讀者對所描述事件的注意力，如今它不再能給人以安慰，它使事件自身黯然失色。
她不反對革命：這種大無畏的姿態同樣不屬於她。用句現代的時髦術語：她把革命內在化了。她按照它的本來麵目認識它：一場可怕的國家大動亂，這意味著給每個人增添了無比巨大的痛苦。她的職業教會了她這樣的認識，倒不是因為她本人經受了過分的痛苦。詩人是天生的民主主義者，原因不在於他的地位不穩定，而在於他為全民族服務，使用民族的語言。悲劇也為全民族服務，使用民族的語言，所以詩人和悲劇之間關係密切。阿赫瑪托娃的詩始終傾向於運用方言，吸取民歌的語彙。她與當時那些推行文學或其他什麼綱領的人物不同，她直接是人民的一分子：她完全能識別痛苦。
說她是人民的一分子，這就引入了一個因為過程不可避免地繁瑣而終於沒有完成的推理。她是整體的一部分，而她的筆名使她的身份更為模糊。這裏可以補充一點，她曆來鄙視“詩人”這個稱號中包含的優越成分。她說，“詩人呀，台球呀，我不理解這些大字眼。”這不是謙恭，而是她對自己的存在有清醒的估計。她的詩歌始終不脫離愛情主題，可見她同普通人有多相同，要說差別，那就是她的倫理觀念拒絕接受曆史條件的製約。
除此之外，她同普通人一樣。再說時代也不能容忍多樣性。倘說她的詩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民之聲，那是因為人民從來不用一個聲音說話。同樣，這也不是英華俊傑的聲音，因為它至少沒有當時俄國知識分子所獨有的民粹主義懷舊情緒。在曆史施加的非人格化的痛苦麵前，她開始使用“我們”作為自衛。這個代詞的含義被使用這一語言的其他人而不是她自己擴大到它的語言極限。由曆史的發展所決定，這個代詞一直被使用，其使用者的權威性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