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阿赫瑪托娃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時期的“公民”詩同她三十年後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詩作比較，我們發現其間不存在心理差異。確實，倘若詩末未注明創作年代，“祈禱”這一類的詩作，隻要與標題吻合，可以看作是本世紀俄國曆史上任何時刻的產品。過去八十年的曆史不僅使她器官的敏感度而且多少使她的詩人的職業簡單化了。它造成的結果是，一個詩人可能摒卻一行帶有預言性質的詩句，而滿足於對一個事實或一種感覺進行平鋪直敘的描寫。
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尤其是那一階段的作品裏，有許多以主格代詞開頭的句子，其原因蓋在於此。她明白她抒寫的是相當常見的情感和認識，而且時間會將它們作為普遍現象反複再現它們。她意識到曆史有如人類，麵臨的選擇極為有限。更為重要的是，那些“公民”詩隻是她的抒情長流中負載的碎片，這就使詩中的“我們”難以同她更常用、更富情感內涵的“我”區別開來。這兩個代詞的語義有相互覆蓋之外，它們的用途也趨於統一。這條長流的名稱叫“愛情”，因此，以家鄉和時代為題材的詩不免顯得過於輕佻，同樣的道理，以感情為內容的詩卻具有史詩的音色。
阿赫瑪托娃晚年極其反感批評家和學者們將她的重要性局限於作於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的愛情詩。她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她在其後四十年中創作的作品無論從數量或從質量看均超過這十年。當然，我們完全能體諒這些批評家和學者，因為自1922年起直至她逝世的1966年，阿赫瑪托娃不可能出版任何作品集，他們隻能在可能獲得的作品上下功夫。然而，他們沉湎於阿赫瑪托娃的早期作品，也許還另有一個不十分明顯、難以被批評家和學者們理解的原因。
在我們的一生中，時間同我們的對話借助若幹不同種類的語言進行：如天真、戀愛、信仰、經驗、曆史、疲勞、罪孽、腐敗，等等。其中，戀愛顯然是一種混合的語言。它從一切其他語言中汲取詞彙，它的聲音能使最無生氣的事物得到滿足。事物一旦用愛的語言說出，它便獲得了一個非凡的甚至是神聖的名字，這種聖潔的體驗有如我們在注視我們熱戀的對象或者在聖經中尋找上帝的真諦。愛情，它從根本上說是無窮對於有窮的一種態度。顛倒這兩者的關係便構成信仰或者詩歌。
阿赫瑪托娃的愛情詩自然首先是詩。撇開其他不談，它們又具有一種酷似小說的質地，讀者在玩味女主人公所蒙受的種種苦難和折磨的時候，可以獲得極大的愉快。（有人果真是這麼做的，而且，以這些詩歌為依據，具有活潑想象力的人們以為作者同沙皇陛下以及同亞曆山大·布洛克—當時的詩人—曾有過一段羅曼史，盡管她的身長比前者高出六英寸，她的詩才遠遠超過後者。）詩中的人物半是自我寫照，半是掩蓋真相的麵具，她在真實事件中摻進災難性的戲劇，用以探索她本人以及痛苦的可能的極限。幸福的場麵也貫穿著類似的探索。總之，現實主義在此處的作用僅僅是通向形而上終端的交通工具。這種做法本可為詩歌傳統灌注新的活力，可惜處理以上感情題材的詩歌為數實在太多了。
巨大的數量使人們不可能對這些詩進行有關作者經曆的或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研究，因為它超出了具體的範圍，而且表現為作者本意的種種托詞。藝術和性行為的共同之處在於，兩者均是創造力的升華，因此它們沒有高下文野之分。阿赫瑪托娃在早期作品中執著地表現愛情，這一特點與其說暗示了時時爆發的旺盛的戀情，不如說它展現了頻頻祈禱的作者。詩中虛構的或取法真人的主人公盡管個個不同，這些詩的風格韻味卻極其相近，因為愛情作為內容不可避免要局限其表現形式。信仰也是如此。真正強烈的情感不可能有許多精當妥貼的表現形式，這也可以用來解釋我們的宗教儀式。
有窮對無窮的渴望而不是實際的感情糾葛導致了愛情主題在阿赫瑪托娃詩中高頻率再現。對於她來說，愛情真正成了一種語言，一種記錄時間寓意，或者至少是轉達寓意El吻的密碼：她借助這個手段可以更清晰地聽出時間的寓意。因為，真正使這位詩人發生興趣的，不是她自己的生命，而恰恰是時間，是它單調的聲音在人類精神，特別是在她的語言上發生的作用。她晚年反感他人將她囿於早期作品，倒不是她討厭那個總是患著相思病的女郎形象，而是因為她的語言及其愛情密碼為了將無窮的單調的聲音傳達得更加響亮已經發生了舉足輕重的變化了。
在《耶穌紀元一九二一年》—她的第五都、從技術上說是最後一部詩集—中，這個變化已非常明顯。在部分詩裏時間的單調的聲音和作者的聲音會合在一起，她不得不磨尖細節和形象的棱角，以免它們以及她的思想被野蠻的中性的格律所淹沒。它們兩者的交融，或者說後者對前者的屈服，是後來發生的事。同時，她奮力維持自己有關生存的觀念，竭力不受詩歌有關生存觀念的影響：詩歌對於時間的知識比人類願意承認的要豐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