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另一疑問。倫敦《每日電訊報》在評論我最近的一本短篇小說集時稱我言過其實，說我的國家如果真發生這類事，那怎麼還能容我把它們寫出來呢？此外，閉門造車者將自己的夢境投射到了異國作家的身上，由此產生了扭曲的意願滿足；記者硬是將外來作家塑造成了英雄，而作家卻深知，在自己的國度裏，筆這件武器一點也不比劍犀利。
有一件事很清楚：我們身處的時代中，不大有人能脫離開責任的製約去奢談什麼作家的絕對價值。天才者浪跡天涯的模式已不複存在。現在列入《書報查禁索引》的已不是喬伊斯，而是譯自各種語言的作品片斷，是壓製下去的文學的碎片，是真流亡者斷斷續續的呼喊，他們並非棄國而去，而是被強行逐出了自己的語言、文化和社會。取代了喬伊斯的是當今世界上兩位第一流的作家：切斯瓦夫。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米蘭·昆德拉。他倆覺得自己的情感遭到了肢解。他們和喬伊斯不同：喬伊斯可以整個兒地脫離愛爾蘭，但他們卻無法擺脫波蘭和捷克，雖遠遊他鄉而仍心係家園的語言文化。取代了喬伊斯的可以說至少還有博爾赫斯，他晚年雙目失明，反倒看清了原先視而不見的東西。一連數年，他依依傾訴心懷，說要踏著眾生之路走去，而不再去追尋抽象力量的指畫般的神秘軌跡。他一向不願和意識形態沾邊，因此世人很自然、或許也恰如其分地將他推入了右派行列。盡管如此，他下垂的眼瞼仍感受到了責任；在我們的時代，責任不停地搜尋著作家，未有絲毫懈怠。
社會有何權力將責任強加於作家？作家又有何權力拒絕承擔責任？出版檢查製度所禁止的種種方麵的情況，我實在太熟悉了，不再贅言。我隻想考察我們的使命，探討一下在不同的環境地域中，人類良心的動力、尋求解放的意誌所期望我們去做的事。我們應該認真對待這種期望嗎？如回答是肯定的話，又怎麼去做？
“待我落到僅僅身為作家，別無一是的那一刻，便是我輟筆之時。”加繆可以這樣說。他是我們時代的傑出人物，至少從理論上說，他接受了時代對作家最為嚴峻緊迫的要求。象牙塔終於在暴風雨中摧毀，但作家並沒有舉著白旗走出來，而是打開宣言書，彎起胳膊，準備與民眾挽臂前進。他並非作為鬥爭的記錄員而加入到民眾之中。你會注意到，“作家”之外的存在才更為重要：到了“除去作家別無一是”的地步，“作家”本身便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這種典型法國式的巧妙警句看似可以包容字麵所含的一切意思，實則不然。加繆的決定是他內心的選擇，但也是公開的。他暗自進行了一番權衡，一邊是他作為作家的存在價值，另一邊是作為人類一員應發揮的其他作用。看上去是他獨立做出了決定，選擇了後者，實際卻不盡然。架起內心天平秤的是外在的需要，是他所處的世界的形勢。事實上是這個時代決定了對社會的責任重於對藝術的責任，而他則接受了這個先決條件。
早在加繆出生之日，他就已置身於西方世界非殖民化的大形勢中，這種矛盾衝突後來激化為世界大戰。即在戰後，非殖民化的大形勢仍然未變：種族與權力的道德爭端將成為二十世紀的特征，而造成人類自我滅絕的撒旦式集權的極致，亦屬二十世紀的發明。其實，不唯加繆如此，任何一個作家，隻要他生活在受歧視受壓製的人民之中，隻要他周圍的人群由於種族、膚色、宗教的原因而被打入了另冊，就都會聽命於時代，感受到大形勢在他內心喚起的道德使命。至於作家本人是不是被壓迫者中的一員，那隻影響到他承擔文學以外的責任是否“自然”，卻不能改變他所麵臨的自我歸屬矛盾。
忠誠是一種情感，自我歸屬則是出於道德價值觀而堅守的一種信念。因此，我在此不談忠誠，隻談自我歸屬。我認識到，雖然作家有權力獻身於藝術世界，可是社會有同等的權力對作家提出要求；而提出了什麼樣的要求，應如何加以滿足，這類問題便引出了自我歸屬的衝突。
就我所知，在我的祖國南非，有些黑人作家已使這兩個方麵最大限度地達成了一致與和諧。但在南非之外，就連欽努阿·阿契貝和渥雷·索因卡這兩位最重要的非洲作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在尼日利亞陷入內戰的關頭，他倆響應了祖國的召喚，挺身而出，擔當了“作家身份之外”的責任；然而這種召喚卻沒能使他們的創作得到相應的發展。相反，一連數年，他們隻服從行動主義的需要，索因卡甚至還因此坐牢，可是他們的創造才能卻一無施展餘地。埃內斯托·卡德納爾的情形也大同小異。然而在南非，不少黑人男女卻正是出於“超出作家本分”的需要，才開始寫作的。他們缺乏教育，沒有書麵文學傳統，甚至沒有養成天天讀書的習慣的環境，也就是說，缺乏培養寫作才能的機會；但是凡此種種障礙、膽怯、缺乏自信都擋不住他們。他們必須履行自己的責任，寫出多數人反壓迫的心聲。這個多數其實並不沉默，他們有行動，有驕傲的、憤怒的呐喊，但他們滔滔不絕的口頭表達卻一直未能化成雄辯的書麵文字。對於這群作家來說，根本不存在內心與外界要求相對立的問題。他們既從事寫作，同時也從事諸如教學、宣傳、組織等具體的政治行動。他們會不經審理而受到拘禁，說是因為寫了什麼東西；但審訊並且認定他們居心叵測時，則說他們做了“越出作家本分”的事情。“非洲，我的開端……非洲，我的終結”—英哥佩雷·馬丁哥納史詩中的這些詩句體現了創造力和社會責任感的結合。他的創作激情，創作方向，和社會對他的需求毫無二致；沒有那些需求他本不會成為詩人。